“所以不能让俄国人知道。”幕僚的声音压低了，“通过奥斯曼的渠道。他们信一样的教，哈里发的名义还在。由奥斯曼的人出面，我们出钱，出武器。俄国人问起来，就是他们自己的事，跟我们没关系。”
官僚的眼睛亮了。这个幕僚，虽然畏畏缩缩，可肚子里确实有货。
“细节。”官僚说，“我要细节。多少钱，多少枪，走什么路线，多长时间能见效。”
幕僚翻开手里的文件，开始一条一条地说。他说得很慢，时不时要翻一下附录，查一下数字。帕麦斯顿靠在沙发上，闭着眼睛，像是在听，又像是在养神。
等幕僚说完了，帕麦斯顿才睁眼看向那些官僚。
“各位的意见？”
官僚睁开眼睛。他没有立刻回答，而是端起茶几上早已凉透的咖啡，喝了一口，又放下。那口咖啡在嘴里含了几秒，像是在品味，又像是在拖延时间。
“首相阁下，我只有一个问题。”
“说。”
“如果…我是说如果…这个计划失败了。兴汉军发现了我们的踪迹，找到了证据，证明大英帝国在背后支持西域的叛乱。然后呢？”
官僚维持着职业的素养，做出最坏的打算，
“如果他们以此发兵吞下中亚，威胁印度？谁来负责？”
书房里一片死寂。
帕麦斯顿的脸涨红了。不是羞愧，是愤怒。这位强硬著称的首相猛地站起来，双手按在桌面上，身子前倾，像一头被激怒的狮子。
“你是在告诉我，大英帝国，害怕一群土著？”
官僚没有后退。他看着帕麦斯顿的眼睛，目光平静得像一潭死水。
“首相阁下，我在印度打过仗，在缅甸打过仗。我从来不害怕敌人。但我尊重敌人。林远山和他的兴汉军，不是清长虫。不尊重这样的敌人，才是这场战争失败的原因。”
“尊重？”帕麦斯顿冷笑了一声，那笑声从喉咙里挤出来，尖锐刺耳，像踩碎了一块玻璃，“你管那叫尊重？那叫恐惧！大英帝国的军官，居然恐惧一群……”
“阁下。”幕僚忽然开口了，声音不高，可带着一种微妙的分寸感，恰到好处地打断了官僚的话，“上校的意思，我理解。兴汉军确实不是清妖。但我们也不必过度恐惧。毕竟，我们面临的运输问题在他们身上也是一样，藏地的雪山足以让他们放弃幻想。”
这番话，四平八稳，谁也不得罪。既给官僚递了台阶，又没驳帕麦斯顿的面子。幕僚在官场混了十几年，这套和稀泥的本事，学了个十成十。
帕麦斯顿深吸一口气，缓缓坐下来。他知道，今天再吵下去，也不会有结果。
随着会议结束，书房里只剩下帕麦斯顿一个人。
他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窗外的雾还没散，灰蒙蒙的，像一块洗不干净的旧纱布，把整个世界都罩得模模糊糊。
他忽然觉得很累。不是身体的累，是一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说不清道不明的疲惫。
大英帝国的强大曾经是他最大的底气。可现在，他只觉得心里发虚。
不够。远远不够。
他需要更多的船，更多的兵，更多的炮。
他转过身，走回办公桌前，拿起笔，开始给女王写报告。笔尖划过纸面，沙沙地响。他写得很慢，每个词都要斟酌好几遍。不能写得太露骨，不能让女王觉得他胆小怕事；可也不能写得太乐观，万一出了事，他得给自己留退路。
这封信，从下午写到天黑。写完最后一页，他把笔一扔，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呼了一口气。
窗外，雾散了。维多利亚港的灯火一盏一盏亮起来，在夜色里晕开一圈一圈昏黄的光。海面上，一艘蒸汽明轮船正缓缓驶出港口，烟囱里喷出的黑烟在夜空中拖出一条长长的尾巴，渐渐淡了，散了。
他站起来，整了整领带，准备去参加今晚的宴会。在公众场合消失了这么久，现在讨论出了方案，不去，就等于承认自己失势了。
走到门口，他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桌上那封还没封口的信。
那些话，翻来覆去在脑子里转。最后他摇了摇头，像是要把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甩出去。
门关上了。书房里只剩下那盏煤气灯，火苗在玻璃罩子里一跳一跳的，把墙上的地图照得忽明忽暗。
当晚在宴会上帕麦斯顿重新展现出那种强硬姿态，获得了观众好评，而第二天报纸头条自然就是他。
报纸这东西，在伦敦比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更可怕。报社编辑们不需要知道远东在哪里，不需要知道兴汉军到底是什么人，更不需要真相，他们只需要知道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可以卖掉更多的报纸。
过去两周里，《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晨邮报》连篇累牍地报道远东战况，每一篇都比上一篇更离谱。
有的说兴汉军使用了“某种秘密火药，能在水下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