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不能让俄国人知道。”幕僚的声音压低了,“通过奥斯曼的渠道。他们信一样的教,哈里发的名义还在。由奥斯曼的人出面,我们出钱,出武器。俄国人问起来,就是他们自己的事,跟我们没关系。”
官僚的眼睛亮了。这个幕僚,虽然畏畏缩缩,可肚子里确实有货。
“细节。”官僚说,“我要细节。多少钱,多少枪,走什么路线,多长时间能见效。”
幕僚翻开手里的文件,开始一条一条地说。他说得很慢,时不时要翻一下附录,查一下数字。帕麦斯顿靠在沙发上,闭着眼睛,像是在听,又像是在养神。
等幕僚说完了,帕麦斯顿才睁眼看向那些官僚。
“各位的意见?”
官僚睁开眼睛。他没有立刻回答,而是端起茶几上早已凉透的咖啡,喝了一口,又放下。那口咖啡在嘴里含了几秒,像是在品味,又像是在拖延时间。
“首相阁下,我只有一个问题。”
“说。”
“如果…我是说如果…这个计划失败了。兴汉军发现了我们的踪迹,找到了证据,证明大英帝国在背后支持西域的叛乱。然后呢?”
官僚维持着职业的素养,做出最坏的打算,
“如果他们以此发兵吞下中亚,威胁印度?谁来负责?”
书房里一片死寂。
帕麦斯顿的脸涨红了。不是羞愧,是愤怒。这位强硬著称的首相猛地站起来,双手按在桌面上,身子前倾,像一头被激怒的狮子。
“你是在告诉我,大英帝国,害怕一群土著?”
官僚没有后退。他看着帕麦斯顿的眼睛,目光平静得像一潭死水。
“首相阁下,我在印度打过仗,在缅甸打过仗。我从来不害怕敌人。但我尊重敌人。林远山和他的兴汉军,不是清长虫。不尊重这样的敌人,才是这场战争失败的原因。”
“尊重?”帕麦斯顿冷笑了一声,那笑声从喉咙里挤出来,尖锐刺耳,像踩碎了一块玻璃,“你管那叫尊重?那叫恐惧!大英帝国的军官,居然恐惧一群……”
“阁下。”幕僚忽然开口了,声音不高,可带着一种微妙的分寸感,恰到好处地打断了官僚的话,“上校的意思,我理解。兴汉军确实不是清妖。但我们也不必过度恐惧。毕竟,我们面临的运输问题在他们身上也是一样,藏地的雪山足以让他们放弃幻想。”
这番话,四平八稳,谁也不得罪。既给官僚递了台阶,又没驳帕麦斯顿的面子。幕僚在官场混了十几年,这套和稀泥的本事,学了个十成十。
帕麦斯顿深吸一口气,缓缓坐下来。他知道,今天再吵下去,也不会有结果。
随着会议结束,书房里只剩下帕麦斯顿一个人。
他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窗外的雾还没散,灰蒙蒙的,像一块洗不干净的旧纱布,把整个世界都罩得模模糊糊。
他忽然觉得很累。不是身体的累,是一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说不清道不明的疲惫。
大英帝国的强大曾经是他最大的底气。可现在,他只觉得心里发虚。
不够。远远不够。
他需要更多的船,更多的兵,更多的炮。
他转过身,走回办公桌前,拿起笔,开始给女王写报告。笔尖划过纸面,沙沙地响。他写得很慢,每个词都要斟酌好几遍。不能写得太露骨,不能让女王觉得他胆小怕事;可也不能写得太乐观,万一出了事,他得给自己留退路。
这封信,从下午写到天黑。写完最后一页,他把笔一扔,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呼了一口气。
窗外,雾散了。维多利亚港的灯火一盏一盏亮起来,在夜色里晕开一圈一圈昏黄的光。海面上,一艘蒸汽明轮船正缓缓驶出港口,烟囱里喷出的黑烟在夜空中拖出一条长长的尾巴,渐渐淡了,散了。
他站起来,整了整领带,准备去参加今晚的宴会。在公众场合消失了这么久,现在讨论出了方案,不去,就等于承认自己失势了。
走到门口,他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桌上那封还没封口的信。
那些话,翻来覆去在脑子里转。最后他摇了摇头,像是要把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甩出去。
门关上了。书房里只剩下那盏煤气灯,火苗在玻璃罩子里一跳一跳的,把墙上的地图照得忽明忽暗。
当晚在宴会上帕麦斯顿重新展现出那种强硬姿态,获得了观众好评,而第二天报纸头条自然就是他。
报纸这东西,在伦敦比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更可怕。报社编辑们不需要知道远东在哪里,不需要知道兴汉军到底是什么人,更不需要真相,他们只需要知道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可以卖掉更多的报纸。
过去两周里,《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晨邮报》连篇累牍地报道远东战况,每一篇都比上一篇更离谱。
有的说兴汉军使用了“某种秘密火药,能在水下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