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忙。章主编，您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任夏能听到章义点烟的声音，打火机的咔嚓声，然后是长长的一口吸气。
“小任，我看了你明天要发的第四期视频。那些材料，我都看了。”
“您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问题没有。”章义说得很慢，像是在斟酌每一个字，“你的材料做得很扎实，每一条都经得起推敲。法律专家的审核意见我也看了，专业、严谨，挑不出毛病。”
他又吸了一口烟。
“但正因为挑不出毛病，我才觉得不安。”
任夏没有接话，等着他继续。
“小任，你知道我今天接到了多少电话吗？五个。都是文汇报的老作者，老教授，老朋友。他们有的在高校，有的在社科院，有的在作协。他们说话的方式不一样，但意思都一样，劝我们不要把人往死里面整。”
章义的声音里带上了一丝疲惫。
“有一个人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都忘不了。他说：老章，我们都是写字的。谁能保证自己一辈子没写错过？你今天帮任夏把刀磨得这么快，明天这把刀会不会砍到你头上？”
任夏靠在沙发上，看着天花板上那盏吊灯。初冬的夜风从窗缝里钻进来，带着一股清冷的凉意。
“章主编，您是怎么回他的？”
“我没回。”章义苦笑了一声，“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回。他说得有道理，小任。我不是在替那些公知说话，你知道我不是。但他在说的，是另一件事。”
他的声音压得更低了。
“你这次的举报，不是针对某一个公知，某一个谣言。你是把法律当成了一把尺子，去量过去十几年里那些人的每一句话。这把尺子一旦被举起来，量的人就不只是高小松、陈蛋青了。它会量到方芳、何冰、任痔强这些半官方的人，会量到那些在高校里教书的人，会量到那些在作协里挂名的人。然后呢？然后它会量到谁？”
章义的声音骤然拔高了一点，随即又压了下去。
“小任，我干了三十多年媒体。我见过太多这样的先例。”
“你以为你在打一场针对公知的仗，但你举起来的这把尺子，最后会量到所有写字的人身上。包括你，包括我，包括文汇报，包括环球时报。”
“我不是在劝你收手。”章义的声音变得诚恳起来，“我是想让你想清楚。你在做的事情，边界在哪里？你说明天要去网信办递交举报材料，那些材料递上去之后，处理权就不在你手里了。如果处理的结果超出了你的预期，如果这把火最后烧到了你不希望它烧到的地方，你怎么办？”
电话那头又传来打火机的声音。章义又点了一根烟。
“小任，我不是怕。我是真的在想这个问题：我们到底要一个什么样的舆论场？”
“是要一个谁都不敢说话的舆论场，还是要一个说错了话可以批评、可以反驳、但不至于被一纸举报毁掉整个人生的舆论场？”
任夏终于开口了。
“章主编，您说的这些，我在做第四期视频之前，已经想了很久。您的顾虑我理解，但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
“你说。”
“过去十几年，那些被公知们用谎言毁掉的人，冷鸿升、张建国、刘艳、程雨、苏茜，他们有没有人问过他们——‘你们的人生被毁了，谁来负责？’”
章义没有说话。
“没有。没有人问过。公知们编造了谎言，拿到了流量、名声、金钱，然后那些相信他们的人，付出了自己的人生。十几年了，没有一个公知站出来说对不起，我说错了。没有。他们甚至在被实锤之后，还在删帖、关评论、发声明说清者自清。”
任夏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很稳。
“章主编，您刚才说，法律的尺子一旦举起来，会量到所有写字的人。我同意。但我想问的是：这把尺子，以前为什么从来没有人举起来过？”
电话那头沉默了。
“因为在公知们最风光的那些年，写字的人里，没有人愿意举起这把尺子。因为大家都知道，自己也不干净。因为大家都在一条船上，你今天举尺子量别人，明天别人就能量你。所以大家默契地保持沉默。造谣零成本，辟谣跑断腿。这个怪圈，就是这样维持了十几年。”
他顿了顿。
“但这个怪圈，必须被打破。如果没有人愿意做那个打破的人，那就我来做。”
章义的声音变得很轻：“你不怕吗？”
“怕。”任夏说，“我怕的是，如果我不做，十年后、二十年后，还会有人因为相信了公知们的谎言，卖掉房子、撕掉护照、带着全部身家去一个他们根本不了解的地方，然后在那里被吃干抹净。我怕的是这个。”
电话那头，章义沉默了很久。
“小任，你这个性格......”他没有说下去。
“章主编，我知道您是为我好。”任夏的语气缓了下来，“但我想得很清楚。如果将来我说错了话，被人抓住了把柄，该接受什么惩罚就接受什么惩罚。”
“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过什么知识分子，我只是一个普通人，万千人民中的一个。我不需要知识分子的风度，我只需要对得起那些被谎言毁掉的人。”
章义长长地叹了口气，挂断电话。
章义的电话打完，许久没有打来电话的乔彤，也给任夏打来了电话。
“怎么，你在欧洲也被我牵连了？”
任夏和乔彤更熟稔，语气也更轻松。
“那可是，就连我们社长也打电话给我了，可见这次你真是要把天给捅破了。”
“那你是什么意思？劝我？还是支持我？”
任夏反问道。
“你真的想好后果了吗？”
乔彤没有回答，也反问道。
“想好了。”
任夏回答得很轻松，但乔彤却清楚，越是这样，越说明任夏内心的想法坚定。
“想好了那就做，不要瞻前顾后，事情做出来了，自然有人接着。”
“好。”
...............
11月15日，首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驻地。
任夏是一个人来的。没有媒体，没有团队，没有提前通知。
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大衣，手里提着一个档案袋，站在那栋灰白色的办公楼前。
初冬的阳光很薄，照在楼顶的国徽上，反射出冷白色的光。
他在来访登记表上写下自己的名字，事由一栏填了“递交举报材料”。
接待他的是一个四十来岁的工作人员，姓刘。
任夏把档案袋放在桌上，打开，把里面的文件一沓一沓地拿出来。“这里是第一部分的材料，涉及十七位网络名人，共计四百二十三条涉嫌违法的言论。每一条都有原始截图、发布时间、发布平台、链接存档、公证处保全证明。每一条都附了法律专家的审核意见，标注了涉嫌违反的具体法律条款。”
老刘接过那些文件，翻了几页，抬起头看了任夏一眼。
眼神里有惊讶，但更多的是了然。显然，任夏的到来，他们早有预料。
“任先生，这些材料，我们会按照程序处理。”
“需要多久？”
“按照规定，举报受理后六十个工作日内给出答复。但你这个情况比较复杂，涉及的言论和人员比较多，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我理解。”
任夏没有再多问。他站起来，和老刘握了握手，转身走出了那栋楼。
走出大门的那一刻，他站在台阶上，抬头看了一眼天空。初冬的首都，天空灰白，但能见度很高。远处的西山轮廓清晰，像一幅淡墨的画。他深吸了一口气。空气很冷，但很干净。
手机响了。是韩三评。
“任导，材料递上去了？”
“递上去了。”
“工作人员怎么说？”
“按程序处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韩三评的声音变得很低，像是在斟酌每一个字：“任导，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如果，我说的是如果，你的举报没有被受理，或者受理了，但处理结果不理想。你打算怎么办？”
“我做我该做的事情，至于其他的，交给历史。”
任夏轻声回答，韩三评不禁愕然。
任夏从网信办出来，坐在商务车内，看着外面风驰电掣的首都风景，心中没有丝毫紧张，反而越发沉稳笃定。
他知道明年网信办会发布一个叫“账号十条”的规定，从此那些在网络上呼风唤雨的大V们，头上终于悬了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年内，网信办依据规定对许多知名的公知也进行了惩处，如任痔强、何冰等一大批顶峰公知被依法关闭账号。
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公知们，一个一个被自己亲手编织的谎言反噬。
而韩三评的问题，他早在做第一期视频之前，就已经问过自己无数遍了。
如果举报信递上去，石沉大海怎么办？
如果受理了，但处理结果不痛不痒怎么办？
如果处理结果太重，反而让公知们以“被迫害者”的姿态博取同情怎么办？
每一个问题他都想过。每一个问题，最终的答案都指向同一个方向。
风向。
他重生到这个时代快三年了。
三年前，公知们在微博上一呼百应，随便一条“美国免费医疗”的段子就能收获几万转发。
那时候，“爱国”是一个需要勇气才能说出口的词。你敢在公共场合说一句“我觉得中国挺好的”，立刻会有人用“五毛”“被洗脑”之类的标签贴满你的评论区。
那时候的公知们，是真的觉得自己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他们相信中国会变，会变成他们想要的样子。
但历史没有按照他们的剧本走。
这个国家，在公知们年复一年的唱衰声中，修了全世界最长的高铁网，建了全世界最大的社保体系，把几亿人从贫困线以下拉了上来。
这个国家的年轻人，没有变成公知们期望的那种觉醒者。他们朴素而浓郁的爱国情感，比公知们的谎言要强烈一百倍。
而当他们发现自己被公知欺骗的时候，这些愤怒会以更加强大的力量反弹爆发出来，摧毁公知们编织的神话。
任夏太清楚这种愤怒了。因为他也曾经是那些被欺骗的年轻人之一。
所以他选择在这个时候，做这件事。不是因为他比公知们更聪明，不是因为他掌握了什么别人不知道的证据。
是因为他知道，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已经准备好了。他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真相，他们需要的，是一个能把真相说出来的人。
他们需要的，是一个能告诉他们“你的愤怒是正当的”的人。他们需要的，是一个能站在风口浪尖上，替他们把那些年积攒的愤怒、委屈、不甘，全部释放出来的人。
而他，恰好在正确的时间，站在了正确的位置上。
所以他不怕。
不是因为他确信举报信一定会被受理，不是因为他相信法律一定会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
是因为他知道，即便他的举报信石沉大海，即便网信办没有给他任何回应，那些已经被《真相》系列视频唤醒的人，不会再把公知们的话当成真理了。
祛魅的浪潮一旦涌起，就不会再退回去。这才是他真正的底气。
网信办的“账号十条”，只是这股东风里，最强劲的那一阵罢了。
无论如何，既然东风将至，那就更应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