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驰的动作比任夏预想的快得多。
见完面第二天，他就把影视公司的工作交接清单列了出来，和老韩做了交接，然后回鹭岛办签证手续。
在签证下来之前，他会在鹭岛暂时住一阵子，等到手续下来就直接从羊城坐航班去美国。
任夏没有去送金驰，因为他自己屁股后面还有尾巴跟着，不想让这些人把注意力转移到金驰身上。
会议召开前的这几天，任夏几乎没出门。
公司的日常事务有韩三评盯着，工作室那边陈宇每隔两天会发一份简报过来，没什么需要他亲自处理的大事。
他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731》的剧本上。
《731》编剧团队从哈尔滨回来之后，拿出了第一版初稿。
任夏花了一整个下午加一个晚上把剧本看完，然后在最后一页的空白处写了满满一大张纸的修改意见。
总共是三条，第一要求他们把多余的感情戏全部删掉，一条不留。二、日本人的残暴，是制度化的恶，要写出制度。三、第三，不要再有那些坏人所谓内心挣扎的“人性弧光”，战犯就是战犯，战犯的人性不需要渲染。
他把剧本退回去，附上了这三条意见。
第二版来得很快，不到半个月。改了一轮后感情戏确实删干净了，但在任夏看来，最核心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剧本里对日本人的呈现，依然停留在“残暴的个体”这个层面上。有虐待战俘的军医，有拿活人做实验的技术员，有冷漠记录的文书官。每一个都是坏人，每一个都做了坏事。但任夏要的不是这个。
他要的是让观众看完之后明白，731不是一群疯子的即兴表演，它是一个国家、一支军队、一套制度，用最理性的方式、最严谨的组织、最科学的分工，去完成一件最疯狂的事。
不是几个人疯了，是整个系统本身就是一部把人命当成实验数据的机器。
但怎么把这个意思转化成剧本语言，编剧团队卡住了。
任夏没有催他们。他知道这不是能力问题，是思维惯性的问题。
国内写战争罪行的剧本，几十年来形成了一套固定的语法：坏人作恶，好人受苦，最后正义战胜邪恶。
这套语法用来写《南京照相馆》够用，因为南京大屠杀本身就是一场赤裸裸的暴行，不需要解释制度，只需要呈现罪恶。
但731不一样。731不是战场上的疯狂，是实验室里的冷静。
每一桩罪行都不是冲动的产物，都是在表格上签过字、在会议上讨论过、在预算里列支过的“科研项目”。
这才是731最让人不寒而栗的地方。作恶者并不觉得自己在作恶，有些人觉得自己在做科学研究，有些人觉得这样能让日本战胜美国和中国，这种“理性的恶”，比“疯狂的恶”难写一百倍。
第三版迟迟出不来，任夏开始考虑换人。
他需要一个能跳出传统战争罪行叙事框架的人。
这个人不能是写主旋律出身的，主旋律编剧太习惯把反派写成“坏人”；也不能是写商业片出身的，商业片编剧太习惯给反派加“人性深度”，而731的日本军医不需要人性深度，他们需要的是制度性疯狂的呈现。
这个人最好是学文学理论出身的，懂叙事学，懂意识形态批评，能理解“制度如何通过个体运转”这个命题。
同时还得有足够的创作经验，不能是只会写论文不会写戏的学院派。
任夏在心里把国内符合这些条件的中青年编剧过了一遍，没找到特别合适的。
他在办公室对着名单琢磨了好几天，始终没定下来。
就在这个时候，周硕找上门来了。
周硕这一年多变化不小。
任夏上次见她还是在《南京照相馆》的首映式上。那时候她刚从北电助教升了讲师，整个人还带着点刚留校的年轻人特有的那种谨慎，说话之前会先观察别人的表情，笑起来的时候嘴角的弧度总是控制在恰到好处的范围里，像是怕笑得太开会显得不够稳重。
现在坐在任夏对面的这个人，身上那种小心翼翼的东西淡了很多。
她穿着一件藏蓝色的毛衣，头发剪短了，刚到肩膀，整个人看起来干练了不少。说话的时候眼神不躲了，语速也比以前快了。
“任导，我听说你在找编剧。”
“你怎么知道的？”
“韩总跟我老师聊天的时候提过一嘴。我导师回来跟我说的。”
周硕的导师是北电文学系的主任，姓陈，研究影视叙事学的，和韩三评认识几十年了。
任夏点了点头，没有追问。北电的圈子就这么大，消息传得快不奇怪。
“你想接？”
“我想试试。”
任夏看着她，没有立刻表态。他知道周硕的水平，从鲁川事件那会儿她就开始写影评，文笔扎实，理论功底也够，对镜头语言和叙事结构的敏感度在玉龙工作室外围成员里能排进前三。
她的研究方向就是编剧理论，升了讲师后在北电开了两门课，一门是“经典叙事结构分析”，一门是“意识形态与影视叙事”，都是文学系学生选课率很高的课程。
但写剧本和写影评是两回事，和教课更是两回事。
周硕似乎猜到了他在想什么，从随身的包里拿出一沓打印好的文件，推到他面前。
“这是我去年写的一个原创剧本的片段，还有几篇关于战争罪行影像的论文。您先看看，觉得我行，咱们再往下聊。觉得不行，我转身就走，不耽误您时间。”
任夏接过来翻了几页。剧本片段不长，大概二十来场戏，写的是抗战时期一个北平知识分子家庭的故事。
他看得很慢，有几场戏反复看了两三遍。不是因为晦涩，是因为干净。
台词没有一句是飘着的，每一个动作都落在实处，人物关系的推进靠的不是台词里的信息量，是没说出来但观众能感受到的那些东西。这是真懂戏的人才能写出来的东西。
他又翻那几篇论文。其中一篇的标题让他停了一下——《“制度化的恶”：从阿伦特到战争罪行影像的叙事困境》。
任夏把论文翻开，看了摘要，又看了几个段落的开头。然后他把那沓文件合上，放在桌上。
“你研究过阿伦特？”
“博士论文写的就是她。平庸之恶这个概念在战争罪行影像中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