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历史上真实的叶问。
那么，电影为什么要对这个人物进行如此彻底的清洗和重塑？
答案很简单：香港功夫片需要造神。
从七十年代开始，香港功夫片逐渐形成了一套系统性的造神范式。
这套范式的第一个模板是黄飞鸿。历史上的黄飞鸿是什么人？
他是佛山南海县的一位普通武师、跌打医生，擅长洪拳，确有武艺，但从未有过那些传奇经历。
没有参加过任何大型的爱国运动，也没有和洋人打过擂台。
但在七十年代以来的一百多部黄飞鸿电影中，他被塑造成了一个集民族大义、武学宗师、道德楷模于一身的完美英雄。
这套范式的第二个模板是李小龙。
李小龙与黄飞鸿不同，他确有其人，也确有真功夫。
但他的突然去世，正好给造神运动提供了最好的素材：一个横空出世的英雄，在巅峰时期陨落，再也没有人能超越他。
在李小龙之后，每一个试图在银幕上确立地位的功夫明星，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模仿他、靠近他、试图成为他。
甄子丹演过李小龙，成龙演过李小龙，李连杰也演过李小龙。整个香港功夫片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在不断再生产李小龙的历史。
《一代宗师》中的叶问，正是这两套造神范式的集大成者。
他身上既有黄飞鸿式的儒雅和民族大义，又有李小龙式的无敌和反抗精神。王家卫用最精致的画面、最优美的配乐、最当红的明星，把叶问像一尊塑像一样搬上了银幕。
他必须被塑造成完美的形象，因为一旦暴露出真实的缺点，整尊神像就会崩塌。
但神像终究是神像，不是真人。
一个在民族危亡之际选择苟全性命的人，可以被理解，因为在那个年代，活下去本身就是一种艰难的胜利。
但这样的人，不配被捧上神坛，更不配被称为宗师。
什么是宗师？
宗师不是能打，不是能教出一批能打的徒弟，不是能把一门拳法发扬光大。
这些是“匠”的层面，不是“师”的层面。
“师”的层面是什么？是把一门技艺上升到道的高度，是用自己的身体和生命去回答一个时代最根本的问题：
在巨大的历史洪流面前，一个人应该怎么活？
在西方语境里，这叫知识分子传统；在东方的语境里，这叫士的精神。
文天祥过零丁洋的时候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不是武艺，这是宗师。
谭嗣同菜市口就义的时候说“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这不是功夫，这是宗师。
金庸在倚天屠龙记中，让郭靖说出“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所以郭靖是大侠，是宗师。
他们之所以是宗师，不是因为他们比别人能打，是因为在最黑暗的时代里，他们用生命回答了那个问题：人应该怎么活？
而叶问呢？他用什么践行了信念？
日本人来了，他淡定。国家亡了，他淡定。
这种淡定不是宗师的气度，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乱世中明哲保身的冷漠。
王家卫把这种冷漠拍成了超然，把苟全拍成了隐忍，把逃避拍成了智慧。这不是艺术，这是对宗师二字的亵渎。
这不是表演问题，这是导演对人物的理解问题。
王家卫拍的不是叶问，是《花样年华》的周慕云换了一身长衫。他把自己那套“文艺中产”的审美趣味，强行套在了一个武学宗师身上。
他以为让梁朝伟摆出几个深沉的表情、念几句似是而非的“金句”，就能拍出宗师的境界。但他不知道，或者说，他根本理解不了真正的宗师，不是活在自己的小情小调里，而是活在时代的惊涛骇浪里。
如果说电影的前两个问题，还是可以归咎于“导演水平不够”的技术问题，那么电影的第三重问题，也就是格调上的装腔作势，则暴露了更深层的病灶。
《一代宗师》里充斥着大量被文艺青年们奉为圭臬的“金句”。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
“人生无悔，那该多无趣啊。”
“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
这些金句被无数人抄在笔记本上、发在朋友圈里、做成手机壁纸。
但如果把这些金句从电影里单独拎出来，你会发现一个尴尬的事实：它们和剧情几乎没有关系。
“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这是宫二在电影结尾对叶问说的最后一句话。
听起来很深刻，很有哲理，很有禅意。
但问题是：叶问是如何“见自己”的？
他在香港的二十多年教拳生涯中，如何“见天地”？
他最终的成就是否达到了“见众生”的境界？
影片统统没有给出答案。这句台词就像一个没有内容的漂亮包装盒，打开之后，里面空空如也。
所有的金句都是如此。导演王家卫似乎相信，只要他拍得够漂亮，就能掩盖一切。
于是我们看到，在逆光中，梁朝伟的侧脸轮廓如雕像；章子怡的泪珠在半秒钟的停顿里悬在睫毛上。
观众就会被这些美轮美奂的画面感动，忽略了影片想表达的思想本身的贫瘠。
但这套把戏只能骗到那些不愿意动脑子的观众。任何一个认真看电影的人都会问同一个问题：这部电影到底想说什么？
答不上来。
因为在那些漂亮的画面背后，王家卫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
他拍了十年，磨了十年，改了十年，到最后把自己都磨糊涂了。他不知道自己想表达什么，只能躲进那些故作高深的金句里，用一堆听起来很哲学、实际上什么都没说的句子来糊弄观众。
这恰恰是香港影视圈的一个通病：当创作者无法面对真实的当下、真实的大陆、真实的历史时，他们就会躲进矫情的格调里自我陶醉。
他们把“文艺”当成避难所，把辞藻华丽误认为思想深刻，把支离破碎当作“留白艺术”。
既然无法清晰地描绘现实，那就去拍一个永远在下雨的民国，让主角们在雨中摆造型，反正“意境到了”，观众会用自己的想象力替导演补完那些他根本没想清楚的东西。
如果观众觉得这是自己的审美出了问题，而不是导演的叙事能力出了问题，他们就成功了。
当一部电影只剩下装腔作势的格调时，它就已经死了。
它用精致的画面和金句的包装，掩盖的是创作者思想的贫瘠和价值观的陈旧。
观众走出影院的时候，脑子里塞满了漂亮的慢镜头和听起来很有深度的台词，但当他们试图回忆这部电影到底讲了什么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什么都想不起来。
这就是《一代宗师》留给观众的全部遗产：一堆漂亮但空洞的碎片。
写下前三个问题，将《一代宗师》这部电影解读完以后，任夏起身给自己倒了一杯茶，然后开始进入正题。
他要以电影为切入点，展开对整个香港影视行业的剖析和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