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家人就收起了蒙古包，赶着牛羊，在一百名骑兵的护卫下，向着呼伦贝尔草原迁徙。
蒙古人就是这个样子，收拾好了就能走，再回来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游牧到哪里就住到哪里。塔娜和安三溪并骑，看着远处的白音乌拉山流泪，她的父母兄弟都出生在这里，长大在这里。兄弟像是候鸟一般飞走了。姐妹嫁人也跟着夫家游牧不知道去了哪里。
在草原上，分开可能就是永别。
这里的生存环境极度危险，又缺医少药。生了病只能自己扛。甚至出去走一圈都可能被暴风雪冻死。被野狼咬死，甚至碰到黑熊、雪豹。这里到处都是鼠疫、出血热、霍乱。没有干净的水源，水里大部分都有寄生虫。
直到新社会了，有了一个真心关心百姓的好政府，才改变了这一切。底层蒙古人才过上了人过的日子。
那时候，经过清朝的减丁政策和统治手段的破坏，草原上人口锐减。
新社会后，经过统计，草原上霉毒流行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各种花柳也大面积传播。
清朝的盟旗制度规定，没有朝廷的特许，不许任何人离开封地。私自出境的。亲王罚十匹马，台吉罚五匹马，普通人罚一头牛。
目的就是把他们封闭起来，老死不相往来。这加剧了传染病。而且血缘太近，生育一代比一代艰难。本来草原和北亚、北极圈的民族有用妻女陪睡过路客商的习惯。就是为了怀上外来人的孩子，改善血缘太近最后生不出孩子的问题。
不得不说这些政策，都在关键的地方抑制了人口的增长。
同时清朝认真学习了，东林党是如何搞垮明朝的，他们举一反三，在草原上给信教的免税，免除徭役。来类比士绅不交税。
这导致为了逃税和徭役，跑去修行的人越来越多，亏空的赋税和徭役都分摊在普通人的头上，他们的赋税和徭役越来越重。于是，出家的人更多。
冯玉祥的草原纪实写道：一家五个兄弟，四个都出家，只有一个娶妻生子。蒙古本有1600万人，如今不足百万。
因为男性减少，好多女人只能和斧子、板凳结婚，在形式上结婚。
这也导致了，必须自己出去找男人解决生理问题。这里本就没有礼教束缚，男女关系随便。这导致关系更加混乱。一个男的和非常多的女人保持关系，而且很多男女关系是交叉的。
女人在外面染病，回来后传染给自己的丈夫。因为公用被褥和生活用品，没有卫生概念，又传给家人和孩子。造成了灾难性后果。
没过太久，在这种操蛋的政策下，草原上霉毒大爆发。
新社会后统计，感染者中，女性中占比63%，男性超过51%，草原上的汉人超过30%。他们又缺医少药，只能越来越重，大量人口死亡。
当时草原上有句话，“风吹草低见牛羊，不见孩儿叫声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