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想不到，真想不到，华国也有登月的一天。”
现场的华裔数学家们在和主办方方面说了一声之后，集体草草离场。
哥伦比亚大学数学系作为主办方，福克斯教授很能理解他们的心情。
陈景润和他一说，他就连忙说了两声真想不到。
他接着说：“这是值得高兴的消息，你们要私下去聚会当然没问题，这是你们的自由。”
“如果是西德或者法兰西，又或者是英格兰，靠自己登月成功了，相信我，现场的对应族裔的数学家们只会比你们庆祝得更夸张。”
“还是华裔的情感表达太过于内敛了，只是安静地聚在会议室的角落，发出轻微的声响。”
“你信不信，如果是Israel人登月成功了，现场的犹太数学家们能把天花板掀翻。”
福克斯絮絮叨叨了一大堆，意思都大致相近，太能理解你们的心情了。
陈景润压抑住自己内心的情感，他向福克斯鞠躬后说道：“福克斯教授，我想我们会好好庆祝的。”
“也祝你有一个美好的夜晚。”
转身离开的时候，陈景润脑海中不知怎地想到了教授。
如果教授出席，如果教授在现场，对方会是什么反应？对方会说什么？
对方是否会直接喊弗雷德给他们另外单开一个宴会厅，直接原地庆祝华国登月？
还是说会微微一笑，对这个成就习以为常？
在去陈省身纽约公寓的路上，陈景润把这个问题抛给了坐在他车上的丘成桐。
对方之所以会搭他的车，是陈省身的安排，他的意思是把位置告诉他们，他担心陈景润找不到路，所以特意安排自己的学生和陈景润一道，直接指挥方向。
“你说如果教授在现场，他会不会跟我们一起去庆祝？”陈景润问道，也是缓解车上的尴尬气氛。
他和丘成桐年龄相差很大，足足有16岁之多，除了数学就没有别的话题。
然而，今天晚上陈景润又偏偏不想聊数学。
丘成桐听到之后，不假思索道：“当然是原地庆祝啊。”
“以教授的威望，自然不用挪地方，他只要对这个消息表示振奋，现场的主办方能立刻将今天纽约数学家圣诞晚会的主题增加一项：庆祝华国登月成功。”
“怎么可能要像我导师那样，还得挪到自己的家里去庆祝啊。”
“教授会直接吩咐人去百花社在纽约的分部问有没有一手录像带，让他们拷贝一份，甚至是直接让他们拿母带过来。”
“然后在圣诞晚会的现场拉来投影仪和幕布，让现场的老外们跟着我们一起庆祝。”
陈景润哑然，他惊讶于对方思想的霸气，旋即感慨道：“年轻一代华人确实和我们这一代华人不一样。”。
“你说的挺有意思，可惜了，教授今年没来。”陈景润语气中是说不出的遗憾。
接着他又问道：“你这样说你老师，让他听到恐怕不好。”
丘成桐不以为然：“我老师为人大方豁达，胸怀宽广，向来不拘小节，怎么可能因为这种小事和我计较，再说他地位和教授有差距，这样的事实难道我不说就不存在了吗？”
“最后，陈教授，此事你知我知，天知地知，他不会知道的。”
陈景润笑了笑，“你说的没错，还是年轻好啊，从你身上我感受到了年轻人的豁达。”
在这条时间线里，后来丘成桐和陈景润的这段对话也被塞进了他的自传里，成为他和陈省身关系恶化责任不在自己的佐证之一。
“当时在哥德巴赫猜想领域做出重大贡献的陈德辉教授隐隐提醒我了，我当时年少轻狂没有意识到。在和陈省身导师交往的过程中没有做到谨言慎行，最终我们关系走向破裂...”
（PS：上述只是笑谈，别当真。）
陈省身的公寓在纽约上西区，离哥伦比亚不算远。
陈景润的二手雪铁龙开得不快，丘成桐坐在副驾驶，手里拿着陈省身写给他的地址，时不时抬头看街牌。
车开到公寓楼下时，已经有几个人站在门口等他们。
周元燊披着大衣，还有两位其他专业的教授匆匆赶来。
一位是杨振宁，另外一位是李政道。
前者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任教，后者则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都在纽约范围内，赶来很快。
陈景润看着两位，有点不知所措，他当然认识二位，大家平时经常打交道。
和华人学者们打交道，也是陈景润的重要工作之一。
也正因如此，他才知道，这两人早八百年前就因为署名问题闹翻了，距今已经超过十年了。
杨振宁和李政道正式分道扬镳是1962年，也就是获得诺贝尔奖的五年后。
那年，《纽约客》杂志在1962年5月刊发了一篇题为《宇称问题侧记》的文章，记述了李、杨合作发现宇称不守恒的故事。在文章发表前，杨振宁要求对校样中两人的提及顺序进行修改。这让李政道感到无法再继续合作，两人最终分道扬镳，李政道随后于当年向研究院递交了辞职书。
二人都在纽约，却是王不见王。
别说他们这样的私下小范围聚会，就算是更大范围的华人活动，主办方一般都默认请了一位就不会请另外一位。
像赫斯特集团捐赠的赫斯特华人学校每年都会邀请华人名流参加他们的开学礼，杨振宁和李政道向来都是轮流去。
陈景润感到尴尬，其他人也同样感到尴尬。
大家都清楚二人的关系。
李政道和杨振宁的出现，让整个气氛一下就尴尬了起来，没人说话，只有纽约冬日的冷风。
好在没等多久，陈省身就赶来了，他连忙引众人进他的公寓。
陈景润观察到，杨振宁先进去，李政道在很后面才往里面走，陈省身在李政道路过他身边的时候拍了拍对方的肩膀。
陈景润这才跟着走进去，“德辉，请。”陈省身作请的手势，站在那一直等所有人都进去了，他才跟进电梯。
陈省身的公寓里来了不少人。
客厅不大，书架占了两面墙，数学书和预印本塞得很满。
靠窗的小桌上放着茶壶、花生、几盘点心，还有不知道谁从唐人街带来的烧鸭和叉烧。
暖气开得不算足，但人一多，屋子里很快热了起来。
平时大家分散在纽约各处的高校，各有各的生活，各有各的口音和立场。今天晚上，他们却被同一根线牵了过来。
有人带来一瓶威士忌，有人带来一盒月饼，还有人抱来一台小电视机。
可是电视机里还没有真正出现燕京原始录像画面，只有纽约当地电视台转播的模糊新闻片段。主持人反复重复着“华国载人登月成功”的消息，旁边配的是几张电传照片。
画面太差，看不清人，只能看见白色影子、黑色天空、登月舱的一角和一面被横杆撑开的旗。
“录像带呢？”周元燊问。
陈省身看向一位戴眼镜的年轻人：“美洲华人日报那边怎么说？”
年轻人急忙回答：“已经联系上了。黄社长说，他手里没录像带，但已经和百花社在华盛顿的分部联系上了，百花社那有一份拷贝，现在还在路上，我们得等一会。”
“等多久？”
“说不好。”
客厅里响起一阵叹息。
没有人愿意走。
陈省身说：“那就等。”
于是所有人都坐了下来。
一开始，话题很杂。
有人讨论望舒任务到底用了什么飞行方案，是不是完全模仿阿波罗。有人说新闻里提到了指令舱留轨，登月舱下降，那就应该是类似阿波罗的构型。有人问三名宇航员叫什么，旁边人立刻报出名字：陆伯阳、周启明、顾向东。有人把名字写在纸上，像怕自己忘记。
谈着谈着，话题又转到意义。
有位从香江来的年轻学者忍不住说道：“我小时候听大人讲，华国人落后，什么都要看洋人脸色。现在他们也上了月亮。以后唐人街那些孩子，应该会不一样吧？”
杨振宁接话：“早就不一样了。阿美莉卡有的，华国人早晚会有。”
陈景润坐在角落，默默地观察。
他想起自己在阿美莉卡时的情形。他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拿到菲尔兹奖，可这些荣誉属于他个人。阿美莉卡同行尊重他，是因为他在数学上的成就；可走出大学，走到街上，走进商店、餐馆、汽车修理铺，别人看到他，仍然先看到一张东方人的脸。
个体成就能改变一个人的处境。
国家成就会改变别人看这一张脸时的第一反应。
这两者差得很远。
丘成桐站在窗边，听了一会儿，忽然说道：“今天以后，阿美莉卡看华裔会不会不一样？”
有人笑道：“有教授的存在，阿美莉卡看华裔本来就高看一眼，我们都享受到了教授带来的隐形好处，同样的tenure，华人和其他人种条件类似，高校会更愿意给华人机会，哪怕是在南方的保守州。”
丘成桐解释道：“不不不，这不一样，教授是教授，华国是华国。”
陈省身听到这里，转头看了他一眼。
丘成桐立刻收敛了一点，但嘴上仍然补了一句：“当然华国是我们的祖国，华国蒸蒸日上是好事，华裔也更有面子。”
陈省身没有接话。
“成桐这句话，有一点说得对。”他开口说道，“教授是教授，华国是华国。一个人的声望再大，也不能替一个国家走完所有路。可一个国家往前走的时候，很多原本分散在外面的人，心里也会跟着动一下。”
客厅里安静下来。
陈省身看向窗外。
“我们这一代人，年轻时见过的华国，和今天很不一样。那时候谈科学，常常先谈缺什么。缺学校，缺仪器，缺经费，缺安稳的桌子，缺一支能让人安心写完一行公式的粉笔。后来很多人出来，去欧洲，去阿美莉卡，进大学，进研究所，各自做各自的题目。做得好了，别人夸你一句：这个华国人很厉害。”
“可是今天这个消息不一样。今天不是某一个华国人厉害。今天是那个地方，那片土地，那个被我们许多人离开过、想念过、批评过、牵挂过的国家，把人送到了月球。”
没人插话。
陈省身把茶杯放回桌上，目光终于从众人脸上一一扫过。
最后，他的视线在杨振宁和李政道之间停了一下，又若无其事地移开。
“所以今晚不要谈谁更有资格代表什么。我们都没有资格代表月球上的宇航员们。陆伯阳、周启明、顾向东，他们在三十八万公里外，按程序做事，按训练说话，按国家给他们的任务去冒险。我们在纽约这间屋子里，只是听到消息的人。”
陈省身继续道：“可听到消息的人，也可以高兴。高兴不需要审批，也不需要排座次。”
这句话说完，屋子里众人笑了出来。
他们当然能听得出这句话的潜台词。
周元燊反应很快，立刻接了一句：“陈先生说得好，今晚高兴最大。”
陈省身转头看向杨振宁：“振宁，你做物理，对国家工业和基础科学的关系看得比我们做数学的更清楚，你说说看，登月以后，最重要的是什么？”
杨振宁放下茶杯，想了想：“登月当然重要，但登月只是一个结果。真正重要的是背后那套系统。”他说，“火箭发动机、惯性制导、深空测控、材料、低温推进剂、电子工业、计算机、训练体系、组织能力。这些东西不可能靠一次宣传做出来。能把三个人送到月球，说明很多领域华国都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