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清楚有什么用？人已经死了。”柳生看着他，目光平静但锐利。“你管着这个国家，不是只管打仗，只管铁路，只管港口。学校塌了，孩子死了，老百姓不会去骂那个验收的课长，他们会骂你。”
宗元抬起头，看着父亲。
“我知道。”
柳生没有再说话，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宗元转身走了出去。
回到政府大楼，宗元把内务大臣、警视总监、建设大臣叫到办公室。他的语气很平，但所有人都知道，这是暴风雨前的平静。
“北区的那所学校，谁验收的，谁签字盖章的，谁拿了工程回扣的，三天之内，全部查出来。”
建设大臣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宗元看了他一眼，他把话咽了回去。
警视总监亲自带队调查。建设省的档案被调出来，施工合同、验收报告、拨款记录，一页一页地翻。三天之后，名单送到了宗元桌上。
七个人——一个课长，两个股长，四个负责工程验收的技术官员。这些人要么收了施工方的贿赂，要么在验收报告上签了字却没有去现场看过，要么明知道材料不合格还是放行了。
宗元把名单看了两遍，然后签了字。
“全部移送司法机关，全部从严从重处理，通报全日本，让所有人都知道，政府的钱不是这么花的，孩子的命不是这么赔的。”
消息传出后，社会上的反应很强烈。有人在报纸上写评论，说这次严打是“迟来的正义”。
也有人担心这只是做做样子，过不了多久那些人就会从轻发落。但司法机关的处理比预想的要快，七个人被重判，三个人被枪毙，四个人要坐一辈子监，没有人逃脱。
走廊里安静了片刻，然后有人哭出了声。那是一个中年妇女，她的孩子还躺在病房里，腿被压断了。她捂着嘴，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旁边的一个老人伸出手，拍了拍她的肩膀，自己的眼眶也红了。
站在宗元正对面的一个男人，穿着工装，手上还沾着泥。他的孩子在这所学校上学，地震那天刚好请假没去，逃过了一劫。他本来是来医院看望邻居家孩子的，没想到在这里看到了宗元。他愣在那里，嘴唇动了动，什么也没说出来。
宗元直起身，目光从那些人脸上扫过。他没有再说什么，转身走了。
走廊里的家长们站着，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楼梯口。
一个年轻的女人抱着孩子，低声说了一句：“大人……给我们鞠躬了。”她的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走廊里，每个人都听见了。
那个穿工装的男人忽然蹲了下来，双手捂着脸，肩膀一抖一抖的。他不是在哭，他是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从没想过，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会站在他面前，对着他鞠躬，说“对不住”。
走廊里有人开始小声议论。
“大人亲自来了。”
“他鞠躬了。”
“他说是他的错。”
有人摇头，有人叹气，有人抹眼泪。那个中年妇女的哭声渐渐小了，她抬起头，望着宗元离开的方向，眼神里的愤怒和悲伤，被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冲淡了一些。
消息传出去，比预想的快。当天下午，东京的几家晚报就把宗元去医院鞠躬道歉的事登了出来。《东京日日新闻》的标题是“总统为校舍倒塌鞠躬谢罪”，《朝日新闻》写的是“柳生宗元：是我的错”，《读卖新闻》则用了一个更直接的标题——“大人在家长面前低头”。
报纸卖得很快。人们站在报摊前看完标题，有人沉默，有人叹气，有人点头。
一家茶馆里，几个老人围坐在一起，手里拿着报纸。一个戴眼镜的老者放下报纸，说：“总统亲自去道歉，这倒是头一回。”对面的人接过话：“可不是嘛，以前那些当官的，出了事躲都来不及，谁还往跟前凑。”旁边一个穿工装的年轻人插了一句：“道歉有用吗？孩子都死了。”戴眼镜的老者看了他一眼，说：“道歉当然没用。但至少人家认了。总比不认强。”
巷子口卖菜的老太太听收音机里播了这条新闻，放下手里的秤，对旁边的人说：“大人去给那些家长鞠躬了？真的假的？”
旁边的人说：“报纸上都登了，还能有假？”老太太摇摇头，叹了口气：“不容易啊。”
第二天，宗元在政府大楼里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会上他宣布成立建筑安全调查委员会，对全国所有公立学校、医院、政府办公楼进行全面排查，发现问题立即整改。他还签署了一道行政命令，修订建筑验收标准，提高抗震等级，同时明确追责机制——谁签字，谁负责；谁验收，谁负责。出了事，从上到下，一个都跑不掉。
这些措施公布后，报纸上又有了新的评论。有人说这是“亡羊补牢”，有人说这是“迫于舆论压力”，也有人说“至少补了，至少改了”。
当天傍晚，宗元又去了一趟医院。这一次他没有惊动太多人，只带了两个秘书。他去了那间他鞠躬道歉的走廊，那里已经安静了许多，家长们大多回家了，只有几个还在等着孩子换药。他们看到宗元又来了，有人站了起来，有人低着头假装没看见。
宗元没有再多说什么，只是在走廊的椅子上坐了一会儿，然后起身走了。
他走的时候，那个穿工装的男人从病房里出来，刚好看到他。男人站在门口，看着宗元的背影，忽然喊了一声：“总统大人！”
宗元停下脚步，回过头。
男人张了张嘴，最后只说了一句：“孩子没事了。您……您也别太自责了。”
宗元点了点头，转身走了。走廊里很安静，只有脚步声在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