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的莱比锡，天气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
弗里德里希·尼采坐在伊丽莎大街7号的书房里，面前摊着《鼠疫》的法文原版和他翻译好的德文稿。
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可以看到他的脸色比几周前好了不少，虽然依旧苍白，但颧骨上有了红色。
翻译进度比预想的快。自从《两世界评论》那期杂志出版以后，他的偏头痛奇迹般地缓解了。
他现在每天早上八点起床，一直工作到深夜，中间只休息两次，每次半小时，吃点东西就继续干。
保罗·兰茨基劝他慢一点，但他不听。
门铃响了，保罗·兰茨基去开门，门外站着的是康斯坦丁·瑙曼，这已经是他本周第三次来访了。
瑙曼进了书房，用眼睛量了量桌上稿纸的厚度，脸上立刻堆起笑容：“尼采先生，进度看来不错？”
“第二十节翻完了。”尼采头也没抬。
“太好了！”瑙曼搓了搓手，“我能不能先看看？”
尼采把那摞稿纸推过去。瑙曼拿起来，一页一页地翻，一边翻一边点头。
他其实不太懂法文，也不怎么懂德文翻译的好坏，但他懂一件事——现在全德国都在等这本书。
他已经向各地的书店保证，自己的版本将由索雷尔盛赞过的“德国新哲学脑袋”弗里德里希·尼采翻译，任何其他译本都比不上。
“很好，很好。”瑙曼把稿纸放回桌上，“尼采先生，我有个想法。您能不能在译稿前面加一个译者序？说说您对这本书的理解。
您在法国的《两世界评论》上那篇文章，写得真是太好了。德国读者也想看，不过最好能有些新东西，和法国的不一样。”
尼采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考虑一下。”
“别考虑了，写吧。”瑙曼的语气像是在求他，“您的名字现在就是招牌。只要有您的名字在封面上，书能多卖上几倍。”
尼采虽然不喜欢被人当作招牌，但他也知道瑙曼说的是事实。最终他还是点了点头。
如果没有索雷尔的那句“德国又长出了一颗伟大的哲学脑袋”，他的名字现在还躺在施迈茨纳出版社的仓库里，和那些积灰的书一起发霉。
“还有一件事。”瑙曼又说，“莱比锡大学想请您去做个报告。主题是‘当代法国文学与德国思想’。您愿意吗？”
尼采抬起头，看了瑙曼一眼。
莱比锡大学……他在这所大学读过书，也教过书，后来因为身体不好辞了职。那时候他的课只有几个学生来听，系里的教授们也没拿他当回事。现在他们想请他回去做报告。
“不去。”尼采摇了摇头。
瑙曼愣了一下：“为什么？这是个好机会。您可以在大学里重新——”
“我说了不去。”
瑙曼不敢再劝，只好点点头：“那我回绝他们。不过您要是改变主意了，随时跟我说。”
尼采没说话，低头继续翻面前的《鼠疫》。瑙曼站了一会儿，觉得无趣，便告辞离开了。
书房里又安静下来。保罗·兰茨基端着一杯茶走进来，放在桌上：“教授，您真的不去？”
“不去。”
“为什么？这是个好机会。”
尼采放下笔，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灰色的天空，沉默了很久才说：“他们不是因为读了我的哲学才请我的。他们是因为读了索雷尔的推荐词才请我的。
我去做什么？站在那里让人看？让人说‘这就是那个被法国人夸了一通的德国人’？”
保罗欲言又止，但最后还是放弃了继续劝他。
尼采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我的书他们还没有真正读过。等他们真读了我的书，还想请我去做报告，那时候我会去的。”
他说完这句话，又拿起笔，继续翻译面前的稿子。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响，像秋天的落叶。
—————————————
八月中旬，柏林的普鲁士内政部出版物监控处收到了一份来自法兰克福海关的报告。
报告不长，只有两页，但内容让值班的文官坐不住了。
法兰克福海关在例行检查从法国入境的货物时，发现过去两周内，从巴黎寄往德国各地的《鼠疫》数量激增，不下几百本。
收件地址遍布全德，从汉堡到慕尼黑，从科隆到柯尼斯堡……大部分收件人是教授、书店、图书馆，还有一些是私人地址。
这还只是抽查的结果，具体的数量难以统计。
监控处的高级文官恩斯特·冯·普特卡默拿到这份报告的时候，正在喝早咖啡，刚读完第一段，他就把杯子放下了。
普特卡默在这个部门干了十五年，见过各种违禁出版物——社会主义小册子、无政府主义传单、反普鲁士的讽刺漫画……
但一本法国小说如此汹涌地从巴黎涌入德国的情形，他还真没见过几次。
普特卡默读完后，按铃叫来了秘书埃里希·贝克尔询问：“关于法国小说《鼠疫》，巴伐利亚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贝克尔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纸：“有的。巴伐利亚警察总局昨天也发来了一份通报。慕尼黑的审查官发现，过去两周，当地有几个地下读书会在组织《鼠疫》的朗诵活动。”
“地下读书会？”普特卡默皱了皱眉，“什么人组织的？”
“社会民主党的同情者，还有慕尼黑的波西米亚圈子。”贝克尔看了一眼手里的纸，“审查官说，这些读书会本来不在他们的重点监控名单上，因为人数不多，也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
但现在他们把《鼠疫》当作主要读物，每星期聚会一次，轮流朗诵书中的段落。参加的人越来越多。”
普特卡默沉默了一会儿。社会民主党同情者他不意外，那些人本来就喜欢法国的东西。
但慕尼黑的波西米亚圈子？那是一群艺术家、作家、诗人，穿奇装异服，留长头发，在咖啡馆里争论到天亮。
他们以前读的是海涅、歌德、拜伦……现在开始读法国小说了？
“还有别的吗？”普特卡默问。
贝克尔又翻出一张纸：“耶拿大学的一位教授在给同事的信里提到，《鼠疫》是他过去十年读过的最重要的小说。
由于他在监视名单上，所以这封信被当地的警察局截获了，抄写件转到了我们这里。”
“哪位教授？”
“恩斯特·海因里希·海克尔，是个生物学家。”
普特卡默听说过这个名字。海克尔是耶拿大学的教授，达尔文主义在德国最重要的传播者。
他虽然明面上不是一个政治人物，但是个反教权、反军国主义、反世袭特权、支持左派的自由主义分子，学生们很喜欢他。
如果海克尔在公开场合称赞《鼠疫》，那这本书在大学生中间的传播速度会更快。
普特卡默把几份报告摊在桌上，对贝克尔说：“把《鼠疫》的内容摘要编进下一期的《有害出版物观察月报》。”
贝克尔愣了一下：“先生，这本书没有违反《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也没有任何叛国的内容。它只是一本小说，写的还是法国的事。编进月报会不会——”
“我知道。”普特卡默打断了他，“所以不归入现有的类别。新设一个类别。”
“什么类别？”
普特卡默想了想：“‘借虚构叙事攻击国家行政效能与宗教秩序’。”
贝克尔拿起笔，把这句话记了下来。他不太确定这个类别是否成立，但他知道普特卡默不是那种随便做决定的人。
这位高级文官在出版物监控领域干了十五年，每一步都走得很谨慎。
“还有一件事。”普特卡默说，“通知各邦海关，从法国入境的书籍邮包要抽查，如果有《鼠疫》就登记一下，但不要没收。
谁寄来的，寄给谁的，寄了多少本，都要记下来。每两周汇总一次报给我。”
贝克尔点点头，转身出去了。
普特卡默看着窗外的柏林天空。他想起十年前，俾斯麦推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时候，他刚从基层调来柏林。
那时候的监控工作很简单——抓到社会主义者的报纸就禁，抓到宣传册就没收，抓到集会就驱散。
一切都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一切都可以用“维护国家安全”来解释。
但现在不一样了——社会主义者学会了躲藏，他们的报纸从德国境内搬到了境外，他们的宣传册用上了各种花哨的伪装。
而《鼠疫》这种书，虽然既不是社会主义宣传，也不是无政府主义传单，但却比那些传单更让普特卡默不安。
传单只是告诉人们应该反抗，但这本书让读者自己去想：如果有一天灾难来了，我们的政府会做得更好吗？
而这个问题的答案，普特卡默也不知道。
——————————
八月底，巴黎，德意志帝国驻巴黎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卡尔·冯·德·海德坐在办公室里，面前摊着一份刚刚写完的报告。
他拿起羽毛笔，在最后一段又加了几句话，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把报告塞进信封。
他出生在波恩的一个学者家庭，父亲是古典学教授，母亲是钢琴家。他从小在法德两种文化里长大，法语和德语一样流利。
三十五岁那年他进入外交界，很快就调到巴黎。这个位置很适合他——他懂法国人的思维方式，也知道怎么描述给柏林听。
这份报告是例行的文化观察，每两个月提交一次。海德在报告里梳理了法国文坛最近的变化：
雨果去世后的权力真空，左拉和莫泊桑新书的反响，以及过去一个月真正震动巴黎的大事——莱昂纳尔的《鼠疫》出版了！
海德写得很客观，没有加太多个人判断。他写道，《鼠疫》在法国首日售出八万册，远超左拉《娜娜》五年前的纪录；
评论界分裂成两派，一派认为这是自然主义的顶峰，另一派认为这是对共和国世俗信仰的动摇；
教会也介入了争论，吉博大主教的态度暧昧，既没有谴责也没有赞扬……
海德在报告末尾加的那段话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