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八六年二月二日，《泰晤士报》就在第三版刊登了驻巴黎记者发回的长篇报道，标题是：《巴黎的视觉革命》
【本报记者昨晚在法兰西喜剧院观看了一部四分钟的动画短片《巴黎人》，至今仍处于震撼当中。
这两日，这部作品在巴黎引发的讨论，已经彻底超出了艺术范畴，甚至进入了哲学和社会学领域！
简单来说，它的创造者——莱昂纳尔·索雷尔——用几千张画，就让整个巴黎的知识界集体向他道歉。
所有人都承认：这是一种全新的叙事语言！它不属于文学，不属于戏剧，不属于绘画，但又同时拥有这三种艺术的力量。
法国人又一次走在了欧洲的前面。只是这一次，不是在战场上，不是在工厂里，而是在一块白布上。】
《曼彻斯特卫报》则盛赞了莱昂纳尔对艺术的敏锐触觉：
【就像诗人发现词语可以组合成句子，索雷尔先生发现画面也可以组合成叙事，而且这种叙事不受物理规则的限制。
在动画里，人可以飞，时间可以倒流，一座城市也可以在四分钟内从光明坠入黑暗……动画真的是文学的敌人吗？
不，它是文学的盟友！它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做着小说和诗歌一直在做的事：讲述人类的故事，赞美人类的精神！】
《每日新闻》的记者则在报道中流露出一种酸溜溜的嫉妒：
【巴黎人又一次迫不及待地宣布“新艺术诞生了”。
他们总是这样，稍微有点新东西就激动得像发现了新大陆。但客观地说，《巴黎人》确实是一部有意思的作品。
它用四分钟就展现了一个现代人的一天：先被服务，被使用，最后成为别人脚下的垫子。
伦敦有没有这样的作品？暂时还没有，也许这就是差距。我们英国人太注重实用，不像法国人愿意把时间浪费在空想上。】
这些报道很快就传遍伦敦，到2月4日，连那些平时不关心艺术的小报都开始刊登相关消息了。
但伦敦人的反应和巴黎人不一样：
巴黎人讨论的是“这是不是新艺术”“索雷尔是不是天才”“动画能不能承载严肃思考”；
伦敦人讨论的是“那个法国佬到底想煽动什么”、“他是不是在骂我们”。
《泰晤士报》的读者来信栏从2月3日开始就挤满了各种意见。
一位署名“老派英国绅士”的读者写道：
【这个法国人画的不是巴黎，是每一座现代城市，伦敦也一样。
我们在东区有成千上万的工人，他们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和那些被当成人形马车的可怜人有什么区别？
区别只在于，他们没有被画出来罢了。我只能说，索雷尔从没有放弃煽动英国底层人的想法！】
另一位署名“普通的曼彻斯特工业家”的读者则愤愤不平：
【这就是典型的法国式煽动！把工人画成“工具”，好像企业家在用活人做零件，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工资是工人自愿领的，工作是他们自愿签的合同。如果觉得被当成工具，可以不干，没有人拦着！】
而署名“东区工人”的信则完全相反：
【邦德先生说得对，他又一次说出了我们的心声，就像他在「弯镐酒吧」替我们写的那些信一样。
我们在工厂里就是机器的一部分——蒸汽机转动，我们就要动；蒸汽机停下，我们才能停。
没有人问我们累不累，热不热，想不想干。这就是现实！现在邦德先生替我们画出来了，这是好事！】
而一封署名“一个老实的伦敦人”的信件则把目光聚焦到了莱昂纳尔这个人身上：
【莱昂纳尔·索雷尔，这个作家的影响力已经跨越了海峡，成为两座城市共同的梦魇，区别是：
巴黎是因为他总是逼迫自己反省、思考、忏悔；而伦敦则是因为他总是在煽动、诱惑、揭露。
他在《良言》上连载《血字的研究》和《四签名》的时候，伦敦觉得他是个会讲故事的作家；
他在《1984》里写“OLD LADY IS WATCHING YOU”的时候，伦敦觉得他是个危险的煽动者。
现在他制作一部没有一句台词的“动画片”，伦敦人又不知道该怎么看他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这个法国人总能戳到我们英国人最疼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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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是在伦敦西北部的摄政公园路122号看到这些报道的，他房间的书桌上总是堆满了报纸、杂志和手稿。
卡尔去世快两年了，但他的工作从没有一刻停下——
《资本论》第四卷还在整理中，各国的工人运动还要关注，各种新的思想动向也要追踪……
2月4日傍晚，他从外面回来，大衣上还带着伦敦冬天的湿冷雾气。他在门口抖了抖衣领，把帽子挂上衣架，走进书房。
桌上放着当天送来的报纸。他先翻了翻《泰晤士报》，又看了看《每日新闻》，读到关于《巴黎人》的描述时，他停住了。
弗里德里希放下报纸，靠进椅背，闭上眼睛，开始陷入沉思当中。
“劳动……生产关系……物化……工具化……”他低声念着报纸上引述的几个关键词，眉头拧在一起。
这不是艺术评论，这是政治经济学！
那个年轻的法国人，当初让保罗把他从巴黎救出来的时候，还只是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却对自己和卡尔异常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