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泽也是思考过太子，也就是现在小皇帝的教育问题的。
其实小胖钧的脑子不错，小时候读书也有李贵妃看着，也算是刻苦，所以他的底子不差。
小胖钧小时候玩心比较重，这些年随着年纪增长，也逐渐稳重了下来。
按照正常的皇室教育，接下来就是要继续钻研儒家经典。
大明很多皇帝，儒学素养都是不错的，这都归功于大明的皇室教育。
但是到了今天，苏泽认为皇室教育需要改革了。
苏泽铺开纸笔。
他先画了一张表格，左列是科目，右列是内容与形式，中列是目标。
“经史”仍是首位，以史为鉴，是中华文明的根基，身为皇帝如果不通历史，就无法吸取历史教训。
但是苏泽的修改方向不同。
不再追求训诂考据的深度，而是“通大义、明兴衰”。
苏泽的办法，还是沿用当年的太子教育的老办法，通过故事，也就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为主脉，讲解其背景、决策、后果，并与当前朝政略作比较。
从事件再引发出人，从而形成对历史人物的评价。
然后再进行总结，讲解历史问题在时代背景下的局限性。
接着是“国政实务”。
苏泽列了子项：财政、刑狱、边备、民政。
每项不设固定讲官，而是由对应衙门的主官或资深官员轮值入宫，带着真实的公文案例进行讲解。
例如户部可讲解一份漕粮调拨的奏疏，从计算、调配到执行难点，刑部可剖析一桩疑难案件的审理逻辑与律法适用。
目标是让皇帝了解政务的实际运作流程，知道“一件事从题本到落实，中间有多少关节”。
这种实务的课程，也是小胖钧最喜欢的。
这不是机械性的讲述规程，而是要让皇帝知道，整个官僚体系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任何一道命令都不是圣旨一下就能执行到位的，很多政策到了下面就走样了，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一定要考虑人的因素。
第三项是“经济民生”。
苏泽在这里停顿良久，最终写下：市场、货币、物价、田赋、工匠、商贸。
他计划请范宽这样的实学学士，或户部、市舶司的实务官员，讲解基本的经济概念，如“钱何以流、物何以贵贱”，并辅以简单数据。
这就和当年苏泽给小胖钧安排的经营游戏差不多，不过这一次“游戏”是整个大明帝国。
同时，苏泽也贴心安排了实践课程。
每年春秋两季，皇帝应在严密护卫下，择京师一处市集或工坊“观风”半日，亲眼看看交易、听听市井议论。
这也是最重要的。
在苏泽看来，一名皇帝最重要的就是要懂得管账。
财政是帝国存续的根基，大明这样的帝国，财政破产才是其衰败的唯一原因。
对于如今的大明来说，一切问题都是经济问题。
如果皇帝不能理清大明的账本，那么下面的官员自然会欺上瞒下，中饱私囊。
所以财政课程是必须的。
第四项是“格物致知”。
苏泽将皇家实学会的部分浅近内容引入，如天文历法、农器改良、水利工程模型、新式织机原理等，由黄骥、潘季驯、陶观这类学士以实物或图表演示，目的不在让皇帝成为专家，而在“知技艺亦能强国利民”。
这部分苏泽也同样安排了一些实学实验，加深皇帝对于实学的兴趣。
第五项是“舆图与四方”。
苏泽认为皇帝必须对疆域、周边形势有直观认识。
他建议在文华殿或专门殿宇悬挂大幅精制舆图，由兵部或总参谋部军官定期讲解边防布置、周边部族势力消长，并结合驿传、海图，说明信息传递与物资调运的路径与时效。
这能让小胖钧从小就对海军作战产生兴趣，原时空，其实朱翊钧的军事能力倒是不差。
抗倭援朝打得坚决，万历三大征从军事层面上看都是胜仗。
身为皇帝不需要知道具体的指挥作战细节，但是需要有战略眼光，这份课程在苏泽看来也是必要的。
最后是“刑律与礼法”。
苏泽强调这是“规矩”教育，由刑部、礼部官员讲解《大明律》《皇明祖训》中与皇帝、皇室直接相关的条款，以及祭祀、朝会等重大典礼的礼仪内涵，旨在让皇帝明晰权力边界与责任。
形式方面，苏泽主张变“坐听”为“互动”。
经筵日，讲官陈述后应留出时间，鼓励皇帝提问，甚至安排不同学派的儒生互相辩论。
这些都是皇帝的本职工作，苏泽不希望直接给小皇帝繁重的礼法负担，而是循序渐进地培养他身为皇帝的责任感。
国之大事，在戎在祀。
国家的礼仪性活动，不仅仅是做做样子，而是凝聚朝堂共识，提高王朝法理性的重要仪式。
只要不是铺张浪费，这类仪式并没有什么不好，这些都能够提升国民的认同感。
最后就是民生。
所有课程都需尽量关联百姓生活。
讲财政要说明税收如何影响一户农家的收支；讲刑狱要提及县衙审案对乡里的影响；讲经济要联系市井小民的生计。
此外，建议皇帝每月阅读一份由通政司整理的“民情摘要”，内容来自各地官府汇报中的民生片段、物价波动、灾异传闻等，让皇帝保持对民间常态的感知。
苏泽还设置了课程表。
每月固定八至十日为经筵日，上下午各一科，循环进行。
实务课程与实践活动则穿插在其余朝务间隙，每旬至少一次。
讲官队伍需扩大，除传统翰林、阁臣外，引入六部实务官员、总参谋部军官、实学会学士，甚至资深县令、漕运吏员等，确保所授内容“接地气”。
苏泽写完了草案，又重新扩充细节，但是总纲是不变的。
广度优先于深度，理解优先于背诵，实务关联理论，民生贯穿始终。
苏泽最终写下：“此为培植圣德、周知世事、洞悉民瘼，以备将来总揽乾纲”。
随后密封，喊来通政司的官员，交由通政司呈送内阁。
苏泽知道，这套方案会引来争议。
日讲官，以前都是被翰林独享的职位。
翰林之所以清贵，除了翰林是科举最高学历的群体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能担任詹事府和讲官的职位。
詹事府能提前接触大明的继承人，培养和继承人的感情，潜邸旧人在新帝登基后就能一飞冲天。
讲官则是皇帝的老师，可以近距离接触皇帝，给皇帝留下印象，那日后有了升迁的机会，皇帝自然会优先考虑身边的讲官。
甚至苏泽自己本身，也是通过这个途径升迁的。
他担任詹事府的官员，给当时的太子讲学，和太子培养了感情。
现在太子登基了，苏泽上这份奏疏，这不就是上梁抽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