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胖鸽子冲进了公房内，苏泽正在读信。
胖鸽子落在苏泽的椅背上，不满地昂着头，发出咕咕咕的声音。
苏泽连忙说道：
“这是安南的公文。”
听到苏泽的解释，胖鸽子依然有些不满，伸出两根爪子，意思显而易见，要精神补偿费！
苏泽也是一阵无语。
怎么自己好好的收信，反而像是出轨的丈夫一样，还要向这厮解释？
还被这厮讹上了！
苏泽只好打开抽屉，拿出七个粮袋，胖鸽子这才满意地伸出爪子。
苏泽从信笼中取出张元忭的来信。
读完信，苏泽脸色有些奇怪。
这方世界被自己魔改得越来越奇怪了，怎么连乡村建设学派都搞出来了？
乡村建设学派，是前世民国时期，由著名民主人士梁漱溟创立的一个政治派别。
该派主张通过乡村建设运动实现民族自救，通过改造农村结构，重建传统秩序，来解决当时积贫积弱的问题。
但是仔细一想，好像这个派别也没有什么特别先进的理论，并没有对土地这个农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进行变革，主要提倡的还是传统秩序，只不过运用了新的组织动员方式，采用农民互助和技术下乡来解决乡村问题。
这样出现在大明朝，似乎也不那么奇怪了。
这个派别，最后在抗战爆发后失去了生存的土壤，最终失败。
不过这一套放在如今的大明朝，其实还是比较先进的。
长期以来，大明存在一个问题，治权难以下乡。
这一点，就算是苏泽开吏科试，给县衙增加吏员，也没办法解决。
可以说，除了京畿地区在乡村设置了联防队，使得将司法治安权力延伸到了乡村外，大明其他广大的农村地区，依然是传统的乡贤治理模式。
甚至大明这种乡贤治理模式，早已不是宋明理学初期“德化乡里”的理想图景，而是演化成了一种高度保守固化的高压统治。
各地乡贤把持着田亩清丈、税粮征收、丁役摊派的实际执行权。
县衙虽然掌握了名义上的权力，但田亩流转、隐田诡寄的实情，只有乡贤主导的“册书”“里老”清楚。
他们通过“飞洒”“诡寄”将税负转嫁给小户，自身田产却往往隐匿不报。
这也是张居正以前执着于一条鞭法，现在执着于建立新黄册的原因。
司法上，民间纠纷多由乡贤“调解”，除非命盗重案，县衙极少介入。
这一点虽然在李一元主导的司法改革中有所缓解，但是对于一些偏僻乡村，乡贤主导司法的情况还是难以改变。
这实质是将国家最重要的征税权与司法权部分私有化，形成“皇权不下县，县下唯乡贤”的格局。
以上是乡贤对于国家权力的侵夺，而更糟糕的是乡贤对乡村产业的抑制。
乡贤的经济基础是土地。他们通过地租、高利贷捆绑佃农和自耕农，使大量劳动力与资本被禁锢在土地上。
比如张元忭在信中也调查过，这次四川织锦业的危机，其作坊主原本多是小乡绅或富户，虽也算乡贤体系的边缘，但新技术冲击下他们破产。
但是掌握土地的大乡贤，也就是乡村的实际统治者，却并不会救助这些“工贾末业”，反而可能趁机吞并其资产。
因为对于这些乡贤来说，地租和高利贷才是他们最简单的盈利方式，乡贤本身治理乡村也就是靠这种方式，他们依靠宗族和帮闲来实行统治，也只能从事出租和放贷这种简单的模式，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投入到新的工商业中。
这种乡贤体系不仅抑制产业发展，对实学体系也十分排斥。
乡贤的权力合法性，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科举功名。
乡村私塾、族学的教育内容紧紧围绕科举，不会教授任何可能动摇“耕读传家”根本的工商知识。
这一点，就在苏泽推广小学后，依然难以瓦解。
这也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因为新式小学的教育课程偏重于实学，在科举考试上反而竞争不过那些专攻科举的私塾族学。
苏泽设计的小学，可以参加吏科试成为吏员，但是想要当官还是要科举，这样一来小学对于当地精英反而缺乏吸引力。
最后就是乡贤的保守性，也抑制了商业流通。
乡贤治理本质上是地域性的。
他们维护本地利益，对外来商品和资本本能抵制。四川官员最初抗拒开征商税，深层原因之一就是保护本地乡贤控制的传统产业免受外来竞争。
即便朝廷强行推动，他们也会在执行中阳奉阴违。
而最让苏泽不满的，是乡贤体系对于劳动力的束缚。
佃农和自耕农被牢牢束缚在土地上，承受高额地租和盘剥，没有余财和动力去尝试新的生产模式，也缺乏接受新技能培训的渠道。
即便有失地农民，也往往沦为流民或贱业从业者，无法有效转化为新产业的工人。
社会剩余财富主要被乡贤用于购置土地、放高利贷或奢侈消费，而非投资于技术改良和工商扩张。
苏泽也一直在思考，如何打破顽固的乡贤乡土体系。
苏泽在京师的办法，就是设置联防队，设置基层的法庭，将治安权和司法权，从乡贤手里夺回来。
再通过大型工厂，吸引农村劳动力，改善农村的生存环境。
这套办法，在京师执行得很好。
原因也很简单，京师是大明的政治中心，财力和行政权力近乎无限。
而且主导京畿乡村秩序的，也不是什么乡贤，而是京师的勋贵外戚。
这些人在皇帝和科道官员的监督下，也不敢反对朝廷的改革，所以京畿地区的乡贤没有形成问题。
江南地区的乡贤势力很庞大，但是如今江南地区也有庞大的城市市民阶层。
而且江南从李春芳内阁开始，也受到了朝廷的重点照顾，派往江南的官员都是非常有能力的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