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侍郎，这是我们罗侍郎请您过目的公文。”
苏泽对面的礼部官员，拿出礼部侍郎罗万化手书的公文，递交给苏泽。
苏泽翻开公文，接着眉头就皱起来。
原来这是一份礼部调查的，京师和京畿地区佛寺道观等宗教建筑情况的报告。
苏泽接过公文，仔细翻阅。
罗万化的报告是采用苏泽提倡的“数据说话”的风格，条理清晰。
报告中也做了实地调研，自万历元年以来，京畿地区登记在册的佛寺新增十七座，道观新增九座。
这仅是合法获批的数目，至于官方不认可、民间私自供奉的淫祀，还不在其列。
僧道司严格控制度牒发放，年不过百，但实际活跃于京师及各郊县的僧、道、喇嘛乃至未剃度的“居士”，数量估计已逾五千。
更值得注意的是，来自乌斯藏的黄教僧侣，借“为皇家祈福”之名，在京西建起了规模不小的寺院，同时，南城一带，亦有西洋传教士租赁民宅，私下传播教义。
再加上从西域传来的中东教派，京师这个大明情况最复杂的城市，可以说是“群魔乱舞”。
报告末尾，罗万化笔迹凝重：“释道昌炽，异教潜行。非唯耗民财、聚游惰，更恐惑乱人心，隐生事端。”
“礼部虽司仪制、教化，然此事牵涉治安、户籍、商贸乃至外务，非一部可决。伏请子霖兄联署，奏请朝廷专项整饬。”
苏泽看完罗万化的报告，眉头紧锁。
这个结果他并不感到意外。
很多人都觉得，随着科技的进步，宗教就会自然而然地退潮，其实这种想法是相当片面的。
历史的经验告诉苏泽，技术进步不会自动消除宗教需求，甚至在经济转型时期，反而可能引发宗教狂热。
原因并不复杂，社会剧烈变动带来普遍焦虑。
如今的京师，就是面临这样的情况。
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京畿的百姓进城务工，这打破了千百年来的乡土生活，这些进城讨生活的百姓们，背井离乡来到了庞大的京师，心中的不安和恐惧可想而知。
而原本通过血缘和地缘建立起来的联系，也在城市中解体。
但是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完全稳固，这一批“进城一代”，在心灵上是迷茫的。
许多人便在宗教中寻求精神寄托和社群归属。
新崛起的商贾和工匠阶层也有需求。
他们往往通过捐建寺观来获取社会认可。
这进一步助推了宗教场所的扩张。
苏泽心中叹息，这就印证了后世的一些观点——基层治理你不去占领，自然就会有其他势力来占领。
这个问题，和历史上的宗教狂热又都不同，因为罗万化遇到的，是历史上第一次因为城市化而产生的宗教狂热。
原时空，南美洲就经历过两次宗教狂热。
第一次是殖民时期的宗教狂热，这是殖民者的神父带过去的，西班牙耶稣会的修士极度热衷于传教，以神教信仰碾压了南美洲土著的原始宗教，开始了第一轮的宗教狂热。
而第二次宗教狂热，就是在工业化时代，也是大量农民进城，这些居住在贫民窟的进城“农民工”，享受不到近代社会任何的福利，宗教以互助的模式流行起来，负担了基层治理的职能。
这也是原时空南美洲的宗教，有着明显的基层和进步色彩的原因。
苏泽的思绪回到大明，至于黄教和西洋教的渗透，则是随着贸易路线和人员流动而来，它们提供了不同的秩序解释，吸引部分人群。
这同样也是基层治理不到位，大明的官府力量无法延伸到地方，这些势力就会扎根下来，发展信徒。
互助、救助、社区管理、教育、治安、医疗，这些问题官府不管，那自然就有别有用心的人站出来。
无论是符水治病，还是宗教学校，还是宗教互助捐款，这些都是百姓自发抱团互助。
苏泽联想到草原的情报。
黄台吉沉迷黄教，大肆建寺供僧，草原的乱局，经济掠夺是表面，精神麻醉和组织涣散才是根本。
草原已经失去了基层秩序，黄台吉汗失去了野心，只对于维持板升城的繁华感兴趣，不再管理基层的部落。
黄台吉汗可以缩在板升城内，但是大明总要面对这些问题。
这一次的宗教问题，和历史上的问题截然不同，要解决这个问题，自然也不能沿用历史经验，即强行扑灭。
因为苏泽在罗万化的公文中，也看到了这次问题的新变化。
总而言之，就是“去中心化”。
他意识到此次宗教问题与以往不同。
以往的宗教狂热，往往都是来源于统治阶层的宗教狂热。
比如三武灭佛之前，都有佞佛的皇帝，同时也诞生了很多佛道大师，大量人才进入宗教体系，为了特权或者单纯是减免税收，信教人数急剧膨胀，最终导致统治者无法忍受，开始灭佛灭道。
但这一次，并非僧道主动大规模传教。
按照罗万化的公文中所说，京师的著名佛寺道观，并没有参与这些宗教狂热中，有些寺院反而因为历史上的灭佛教训，不敢轻易扩张，反而关闭门户，不随便发展信徒。
这一次的狂热，百姓因社区纽带松弛，自发寻求精神寄托。
京师的坊巷间，家庭佛堂、私设道坛悄然增多。
邻里以“共修”、“善会”名义定期聚会。
这实质就是城市化中旧有宗族解体后的替代性社区组织，这也印证了苏泽之前的观点。
黄教与西洋教的传播也呈现此特点。
多在亲友、同乡小圈子内秘密进行，官府自上而下的登记、限制难以触及此种家庭化、地下化的网络。
苏泽只觉得“历史”当真喜欢用“比兴”这种修辞，黄台吉自上而下强力推行黄教，结果加速了社会分裂，如今京师的情况恰恰相反，是自下而上的需求汇聚，同样埋下了分裂的种子。
在确定了原因之后，苏泽开始思考如何破局。
这样的家庭教会，显然不能只靠礼部发文、兵马司清查，关键在于填充基层的权力与组织真空。
他提笔在罗万化的公文上批注，核心是“以实学社学代私坛，以坊巷公议代善会”，即用世俗官方的基层组织取代地下宗教的社区功能。
具体而言，苏泽提议恢复唐宋的里坊制度。
大明是没有里坊制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