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没法阻止战争，那你就把战争的真相告诉世界。”
——战地记者的格言。
虽然桑德斯并没有听过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这句话，但类似的道理他肯定还是很清楚的。
正因如此，他确实不太明白为什么会有近距离旁观一场战争的想法，要知道，那可是战争！一旦陷了进去，任何意外都有可能发生。哪怕是所谓的将军、皇帝，在战场上也都不一定能谈得上绝对的安全。
另外再说句不客气的，打仗？那都是一些没有选择的穷人和一些热血上头的年轻人干的脏活累活，再由一帮贵族老爷和野心家担任指挥，跟他们这个阶层的人又有什么关系？
或者换个说法，他们这个阶层留守后方才能创造更大的价值，留守在后方也能支持战争，又何必亲自靠近呢？
要知道，在如今这一时期的欧洲，尽管欧洲各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往往会不同程度上的将战争同荣誉联系在一起，但这份荣誉说的是军官的荣誉，可不是普通士兵的荣誉。
在18、19世纪的西方，对陆军士兵的歧视随处可见。威灵顿公爵曾吐槽自己手下的士兵是地球上的渣滓，只会喝酒。腓特烈大帝认为自己的士兵不需要思考，如果士兵长了脑子，他会在第一时间把他们赶出军营。
只因在这一时期的欧洲，唯有那些社会底层、罪犯和醉汉才会在迫不得已的时候进入军队，而征兵官为了完成上面的任务指标，很多时候还会灌醉年轻人骗他们入伍。
在这种情况下，欧洲的普通士兵很多时候就是大众眼里的“社会渣滓”。
在如今这一时期的英国同样如此，甚至说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让英国军队措手不及。在这之前，军事预算被削减多年，只有在1852年拿破仑发动政变在英国造成恐法情绪之后，罗素领导的英国政府才得到议会批准，一定程度地增加了军事开支。
等到后面战争爆发、兵员短缺之后，由于英国没有建立法国的全民征兵制，因此只能以赏金为诱惑招募志愿兵。但在1840年代，由于各种工业工程需要大量劳力，加上许多人向美国和加拿大移民，身体条件合适的青壮年男性不多。
于是英国军方只好在失业人口和其它最穷苦的社会阶层——例如爱尔兰饥荒难民等——中发掘兵源，这些人急于得到赏金偿还债务并让家人免于被送往济贫院的命运。募兵的主要场所是酒吧、游乐场和赛马场，这些都是导致穷人酗酒度日、债务缠身的地方。
只能说爱尔兰人是真耐得住嚯嚯……
而英国的公众舆论之所以会出现战争狂热的迹象，一方面是一部分人是出于无知、对战争的认识不够，另一方面，能形成公众舆论的，那自然是许许多多体面的公民，打仗这件事基本与他们无关，于是他们只需欢呼和鼓动就够了。
另外如果说在这一时期的欧洲当兵还只是个人谋生行为的话，那么等到了十九世纪后期，随着军队职业化改革、近半个世纪的帝国主义思想培育以及全民战争动员等等，这一切共同将当兵从最差的谋生手段，推向了最高的国民荣耀。
并最终导致了地狱一般的一战、二战的爆发。
只能说，其它社会阶层鼓动战争可能是有相应的需求，但社会底层鼓动战争并且还觉得这是一种荣耀，那这在一定程度上还挺地狱的……
而在桑德斯眼里，当一名记者调查一场战争虽然要比当兵体面得多，但归根结底也算不上什么好差事，因此他几乎是有些急切的劝道：
“米哈伊尔先生，虽然我没听说过战地记者这个词，但我大致也能猜出来是什么意思。可是为什么呢？你为什么会想去做这种事？我原以为你这次来伦敦只是可能不太明智的想发出一点声音，结果你现在却告诉了我一件更加不可思议的事情……”
说到这里，桑德斯几乎都有些无奈了。
转眼之间，他跟米哈伊尔也是认识六七年的老朋友了，但桑德斯依旧觉得他的这位老朋友的每一次选择都是如此的出人意料、不走寻常路。偏偏他每次还都走通了！
可这一次呢？
就算米哈伊尔先生真想为一些人发声，在伦敦好好待着就好了，他也能第一时间为米哈伊尔送来战场上的最新消息，到时候根据这些消息写一些东西便可，又何必要冒如此大的风险？
就在桑德斯这样想的时候，米哈伊尔似乎是猜出了桑德斯的想法，于是便直接说道：
“坦白说，假如这场战争真的爆发，我确实很难说我究竟是什么立场，但我不能保持沉默。如今我既然已经拥有了一些名望，那我便想尽可能的用这一些名望来做一些事情。所以我准备亲自去看看。看过之后，我或许才更清楚我应该说些什么。又能真正的做到点什么。”
“你这……”
桑德斯听完米哈伊尔的话，依旧忍不住叹了一口气道：
“米哈伊尔先生，即便是您，在庞大的战争面前，又能真正的做到点什么呢？我觉得你还是要再好好想想……”
即便桑德斯可谓是无比坚决的劝了米哈伊尔好几次，但米哈伊尔的意志明显比他还要坚决，桑德斯在百般劝阻无果后，只能是有些勉强的说道：
“我先帮你问问看吧……战地记者？真是一个奇怪的词，不过大致意思我是明白的，就是跟随军队一起并报道一些事情的记者……”
关于战地记者的出现，这同样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在技术、媒体、战争形态和公众需求等共同催生出的新型职业。
其中电报的发明无疑是最直接的催化剂。电报让前线新闻能近乎“实时”传回后方，而不是等上几周。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随着克里米亚与欧洲城市之间的电报设施逐步修建起来，战事新闻的传播速度也就越来越快。
在战争刚开始时，新闻最快要五天才能传到伦敦：两天时间花在从巴拉克拉瓦到瓦尔纳的蒸汽机船上，然后骑马三天才能送到布加勒斯特，当时那里是离克里米亚最近的有电报设备的城市。
到1854年冬，法军已经在瓦尔纳建好了电报设施，于是新闻传送所需时间缩短到两天。到1855年4月底，当英军铺设好连接巴拉克拉瓦和瓦尔纳的海底电缆之后，克里米亚的战事新闻只需几个钟头就可以传到伦敦了。
其次就是在19世纪中叶，廉价大众报纸兴起，读者群庞大。战争是当时最大的公共事件，报纸为了争夺读者，愿意投入巨资派遣专职记者深入前线，获取独家、生动的现场报道，这是商业竞争的必然结果。
与此同时，公众舆论开始能影响战争决策。此前，民众只知道官方修饰过的战报。而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新闻报纸的报道首次揭露了战场医疗的惨状和指挥的无能，直接引发公众愤怒并倒逼政府改革，从而促进了战争的结束。
这也为什么说克里米亚战争是世界第一次现代化战争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