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兄弟，有的，当然就是米哈伊尔的小说了！
但看归看，英国的读者们却不得不体验了一把何为冷热交替的感觉……
简而言之，英国的各大报纸和主流舆论几乎都在为这场战争赋予不容置疑的正当性和历史意义，报纸上的用词往往为：
“英国人凭借其民族本能和坚韧精神，看到了这场战争中比他们盲目的向导所愿意承认的更多利害攸关的东西……”、“没有什么比人民刚毅而高尚的精神更令人振奋”、“我们的军队光荣登场，这是一场辉煌的首秀”、“钟鼓被敲响、旗帜被升起！”
……
就在英国的众多读者被报纸上的爱国叙事、民族情绪、英雄叙事等给弄得晕头转向、热血沸腾乃至想亲身上阵的时候，他们便会看到米哈伊尔的最新一期小说。
他们看到了一个又一个年轻、纯洁的灵魂是如何走向堕落乃至毁灭，他们看到战争是如何挖空一个人的灵魂、徒留肉体生存，他们看到了一个又一个普通士兵是如何用最淳朴的观念撕开了这场战争的神圣外衣，从而将其最真实的面貌暴露在阳光之下……
同时还夹杂着对许多东西的讽刺，就像上一期小说写的那样：
“……人的骨子里，说到底就是一头野兽，只不过他往自己身上抹了一层薄薄的礼义廉耻，就像在面包上抹了一层黄油而已。军队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一个人，必须永远对另一个人拥有生杀大权。坏就坏在，每个人的权力都太他妈大了。
一个下士可以折磨一个大头兵，一个中尉可以折磨一个下士，一个上尉可以折磨一个中尉，直到把人逼疯。而且，正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有这个权力，他们很快就多多少少养成了这种恶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刚在操场上累得像狗一样，正列队往回走，这时候上面下了一道命令：唱歌！
大伙儿有气无力地唱着，因为我们光是拖着步枪往前迈步，就已经耗尽了所有力气。紧接着，连队立马被要求向后转，作为惩罚，再多练一个小时的操。等再次往回走的时候，上面又喊：唱歌！我们只好再次张开嘴，你说，这到底图个啥？还不就是因为那个连长手里的权力太大了，大得冲昏了他的头脑。
而且没人会因此责怪他，恰恰相反，上面还会夸他治军严明。当然，这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例子，但这种事在各种大是大非里同样适用……“
“……也许确实该有纪律，但纪律不该演变成滥用私刑的借口。可你去跟一个铁匠、一个苦力或者一个工人讲这个道理试试，你去跟一个农民解释这个试试，而我们这儿大部分人偏偏就是这些泥腿子出身。
他所能看到的，只是自己像进了磨坊一样被来回碾压，然后被像牲口一样赶上前线。但他心里跟明镜似的，他清楚自己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我跟你们说，前线这帮普通的大头兵，能硬挺着把这些苦水全咽下去，简直是个奇迹，彻头彻尾的奇迹！”
……
如此平实却又具有某种特殊的力量的语言，如此骇人的画面和一桩桩惨剧，以及完全看不到未来的黯淡前景……
所有的这些都化作一盆又一盆冰水，浇在了那些刚刚才热血沸腾起来的英国读者头上，让他们几乎是下意识地打了一个寒颤……
可报纸上依旧是在用一个比一个大的词句、米哈伊尔的小说也依旧是一期接着一期的连载着，如此冷热交替之下，整个英国似乎都快生病了！
人们对于这场原本没有什么讨论空间的战争的讨论正变得越来越多，人们的争论越来越多，甚至就连对这场战争的看法都发生了不小的偏移……
许多英国公众认为这部小说是对英国的一个提醒，提醒他们应该更加关注前线那些士兵们的状况，不能让前线那些可怜的士兵们白白牺牲。
还有许多人则是坚持着这样的看法：
“小说里面的东西都是假的！所有的这一切全都是他编的！那位文学家说不定压根就没去战场，而是躲在了一个小地方继续胡编乱造，诋毁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军队！他压根不知道荣耀是什么！”
正是在这种纷纷扰扰中，米哈伊尔的小说的最新一期再次发售，并再次在整个英国掀起了一波阅读狂潮。
而在这一期，英国的读者们发现这一期的内容主要是跟霍乱和其它一些疾病有关，明明连敌人都还没有见到，一位又一位士兵却是接连倒在了霍乱面前，他们就这样荒谬且不为人知的死去了……
就在整个英国似乎又要陷入到某种阴郁当中的时候，一些人却是压根不管小说里的士兵们的苦难和死活，他们对这些事情并没有太大的兴趣，而真正令他们感到兴奋的是，他们觉得他们终于从这些凄惨的新闻里抓到了他们想象中的那位敌人的“把柄”。
他们几乎是欢天喜地地喊出了声：
“瞧瞧！瞧瞧！你们看他写的多可笑啊！他竟然说防治霍乱重点是要把水烧开、不喝生水！我们早就说了，这些东西都是他编的！他写的东西压根就不可信！”
就在这些人为抓住了敌人的“把柄”而到处叫嚣的时候，在伦敦，一场灾难却也是突然爆发了……
……
后日谈：
“约翰·斯诺对霍乱水媒传播假说的论证，在1854年至1855年间已经具备了惊人的逻辑严谨性与数据支撑。然而，一个医学史上长期令人困惑的事实是：直到斯诺去世（1858年）之后的十余年间，他的学说在英国主流医学界仍被广泛忽视或抵制。
瘴气理论的惯性如此强大，以至于斯诺在伦敦苏豪区通过地图揭示的真相，几乎成了一座孤岛——证据充分，却无人登岸。
斯诺的理论从实验室走向战场的转折点，并非发生在伦敦的学术会议上……促成这一转折的关键人物，是时以《泰晤士报》特派记者身份在前线活动的作家米哈伊尔·罗曼诺维奇·拉斯科尔尼科夫。
米哈伊尔不是英国人——或许应该说他至少是半个英国人，并非医生，甚至没有任何医学训练背景，但他却是整个现代公共卫生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根据一项不太严谨的数据统计，他在整个十九世纪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拯救了不计其数的人。
……米哈伊尔的案例，揭示了科学传播史上一个被长期忽视的机制：在证据与行动之间，存在一个“说服的鸿沟”；有时候跨越这道鸿沟所需要的，往往不是更多的证据，而是能够将证据嵌入决策者已有认知框架的“叙事桥梁”。米哈伊尔正是这座桥梁的建造者。”
——《知识迁移：十九世纪战争、文学与公共卫生观念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