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可贝利亚既然提出来了，我不回答还不行，那么如何回答就牵涉到一个技巧xing的问题了——究竟是按照辩证唯物的态度去回答他，还是给一个他希望听到的说法。
脑子里将贝利亚问这个问题的种种可能xing飞快的顺一遍，我有理由相信，他应该不是为了拿这个问题给我下套的，对于他来说，要想整死我有数不清的手段，根本不需要采用这种弯弯绕的方式。既然不是为了整我，那就应该是为了考验我，他是希望根据我的回答，给我一个定xing，然后再来决定用什么方式对待我。换句话说，他需要从我口中得到的，并不是我对特加乔夫的真实看法，而是我说出来的东西，是不是能同他的看法相吻合——说白了，他是想考察我跟他自己是不是一路人，或是能不能走到一条路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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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想明白这些，对我回答这个问题有帮助吗？有是肯定有的，但却作用不大，毕竟我不会读心术，怎么都不可能了解到贝利亚心里的想法，我只能猜，只能赌，只能撞大运。
针对特加乔夫的批判，主要就在于他那个“无产阶级的政权应该是由少数理论jing英份子实行集权统治”的理论上，他的理论依据是工人阶级由于受自身局限xing的影响，不可能有革命的自发xing与主动xing。
列宁同志在谈到“群众的自发xing和社会minzhu党的自觉xing”这个问题时，也专门提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minzhu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部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意识。而社会主义则是在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
但少数知识分子、理论jing英的集权，又绕不开一个必然会出现的弊端，那就是官僚主义。可以说，目前莫斯科政权组织形式，实际上就是以斯大林为核心的官僚集团的统治，最大的官僚主义者就是斯大林本人。纵观整个苏联史，实际上也就是一部官僚集团内部改朝换代的世纪史。在这部世纪史中，整个苏联都在官僚集团的领导下同官僚主义作斗争，斗到最后，戈尔巴乔夫不打算将这幕荒诞剧继续演下去了，于是整个苏联史也随之谢幕了。
那么贝利亚究竟是赞同官僚集团的集权，还是反对这种领导方式呢？如果通过前世对他的认知，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前者，但人都是有两面xing的，外部的表现很可能与其内心的本质截然相反——我自己对这一点有最深刻的体会，毕竟我就是这样的人。
贝利亚会不会也是如此？我决定另辟蹊径，赌一赌看上去几率很小的那一面。
“我在等你的答复，弗拉斯·达维多维奇同志。”贝利亚等的有些不耐烦了，他盯着我，语气不满地催促道。
“好吧，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同志，我可以把我的真实想法说出来，但只要出了这间办公室，我永远也不会承认今天所说的一切。”我咬咬牙，抱着一种豁出去的态度，开口说道。
“哦？”贝利亚失笑。
“我认为，在对待特加乔夫的问题上，列宁同志在理论上犯了错误，他的一些观点和表态，为现今官僚主义的蔓延提供了丰富的营养。是的，这是一种错误，我甚至认为，他应该为过去几年来，我们苏维埃建设事业中所遭遇的一系列挫折承担责任。”我用底气十足的腔调说道，但心里却是半点底气都没有，我只感觉后背上冷汗又出来了。
贝利亚没有任何反应，他的脸上还是那副古井不波的表情。
“当然，将全部的责任归咎到列宁同志的身上也是不客观、不理xing的，”我感觉有些不对头，急忙又把过于激进的态度往回收了收，“列宁同志的确在他的文章中说过一些话，比如说他曾经说过：‘党的联系一定要以正式的，即所谓官僚主义态度制定的章程为基础。’也说过‘在黑暗的**制度下，在宪jing到处进行选择的情形下，党组织的广泛minzhu制只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儿戏’。但那都是他在特定历史环境下所做出的特定的表态，至于现在，如果列宁同志还健在的话，他绝不会认同某些人，尤其是那些在克里姆林宫身居高位的某些人，将他的这些理论无限放大，教条xing的安放在它们原本就不应该出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