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没凑齐，上头不让送，先取保放他们回去。”
“过完年还得去抓？”有人低着嗓音问。
“你咋这么啰嗦？”甘暄不耐烦：“老驴上磨道——听吆喝，你他妈的懂不懂规矩？”
“懂懂，署长，别、别生气。”
甘署长的火气很大，好像是给说给隔壁的一群人听：“都过个消停年再说吧。”
雪继续下，白天显得很漫长。赵庆平眼看着同伴一个个被保走了，人越少屋子越冷，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透过禁闭室的门缝，甘署长他们出出进进，警室的犄角旮旯堆放些年货，米面、野鸡、粉条之类的，都是警察们不辞辛苦倒腾来的，在物资日益匮乏的年关，只有四面出击的警察才能享用好吃好喝。警察署上上下下忙年，没人搭理禁闭室里两眼发蓝的家伙，况且警察向来都只管逮人不管吃饭，赵庆平饿得前胸贴后腔。经再三哀求，才勉强送来一壶开水，开水温热了泥碗，双手捂上去很受用，喝进肚子里更是暖意融融。赵庆平一气喝了三大碗，寒意暂时被驱散了，但是新的麻烦来了，他感觉尿多尿频，隔一阵就得喊警察。警署院子东南角是茅楼，茅坑上铺着木头板子，上面冻结着冰溜子，有跌倒之虞，但他急不可待地站上去，掏出家伙放水，尿液哗哗哗浇到茅坑里，转瞬冰柱上就白雾缭绕。他低头看着，伴随着电击样的快感，不由自主地打寒噤，牙齿格格格地打颤。赵庆平发现尿尿这玩意儿是有习惯性的，徘徊在冰冷难耐的禁闭室里，无法控制尿意，想尿尿的念头不断折磨他，他忍无可忍地叫警察开门。接二连三之后，警察愠怒：“就你他妈的事多！”抡起皮鞋猛踢他的屁股：“再不老实，把你吊起来，哼！”警察的愤怒终于制止了尿感，其实他已经无水可放了，一滴滴都漏到裤裆里，冷飕飕的很快有了麻木的感觉。
天全黑了，赵成永和南沟的屯长来了。屯长叫李阳卜，必须由他出面画押作保，二十块钱的保金是赵成永交的。看见了三叔，赵庆平眼泪刷地流下来，赵成永则面无表情，拉了拉他的袖管说：“走吧，咱回家。”办理取保手续时，赵庆平看见下午踢他的警察正伏案写案卷，肩上披着大衣头也不抬。正要出门，警察用手指节扣击着桌面，吩咐：“赵庆平，过完年你自己来报到。”
山本任直不同于普通的日本人，既是煤炭采掘专家又是中国通，讲一口流利的“满语”，熟谙满洲人的生活习性，如果不是装束上的差异，你绝对不会认出他是日本人的。与多数日本人不同，山本是不蓄胡须的，没有所谓的“鼻涕胡”。他注重仪表，常照镜子，顾影自怜地抚弄头发。作为安城炭矿的日方负责人，他时刻关注煤炭的产量，虽然他表面上一如既往地轻松愉快。安城炭矿株式会社的董事长可不是工作狂，他把大量的时间都放到研习书法上了。山本是惬意的，他不用像毛利县长那样殚精竭虑，也不用像军人那样去讨伐撕杀，不必像宪兵队那样抓人杀人，更没有必要像教员那样去吃粉笔末，更不必像商人那样为蝇头小利奔波。他心里有谱，技术上的问题有日本技师，安全上问题有宪兵队，矿上的生产更不足为虑，利用好大小把头就可以了。
山本并不总是吟诗做画，他对西方的企业管理多有涉猎。董事长职位足够自我膨胀，何况他历来自负，不大认可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他曾在会议上讲：什么叫科学管理？有效就是科学管理；如何才能有效？强制才能有效。在山本看来，人性是自私的，没有谁天生就愿意劳动，尤其是“满洲人”。懒惰是人的天性，只要有可能，劳工准定要逃避。山本一再强调，对于“满洲人”和中国人，必须靠强迫、控制来指挥，没有严厉的惩罚，就无法提高煤矿的产量。山本对霍桑等人实验推崇有加，他也认为照明度和产量无关，也就是说劳工的效率与待遇无关。作为安城炭矿的总裁，山本董事长要求细化作业分工，每个环节都要有标准，标准工具、标准动作、标准的流程和标准产量，简而言之，劳工就是采煤设备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出发，劳工的损失如同机械损耗一样，不值得大惊小怪。山本承认劳动力是资源，是“原材料”和“消耗品”，但从成本核算的角度看，劳工的价值远远低于工器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