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说：“知道满足就不会受到屈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带来危险。”又说：“国土狭小人民稀少。即使有各种器具，却并不使用，使人民重视死亡而不向远方迁移。虽然有船只车辆，却没有必要去乘坐，虽然有铠甲武器，却没有机会去陈列。使人民回复到结绳记事的时代。人民有美味的饮食，华美的衣服，安适的住所，欢乐的习俗。邻国之间可以互相看得见，鸡鸣狗吠的声音可以互相听得见，人民从生到死，互相不往来。”这些都是按照目前的幸福来说的。按照进化史来考证，人类的精神趋势刚好与之相反。
人口过多虽然从古便被作为借口，但自古以来探险新大陆的人都是出于好奇心，而不是被饥寒所迫。南北极是苦寒之地，未必会有我们生活可以直接利用的资源，然而冒险探访极地的人从未间断过。从手推车到马车，从木筏到船舰，足够解决那些交通问题了，然而却仍注定会发展到出现汽车汽船和自动车，等等。近代以来的飞艇飞机更是成为人们追逐竞争的目标。在这些交通工具发明的初期，必定有很多试验者为之而牺牲，却不会因为自身来不及利用它们而后悔。文学家、美术家最卓越的著作，有的在死后才开始被世人崇拜，却不会因为自己生前得不到信服而放弃创作。由此可知：为将来而牺牲现在，又是人类的一个共性。
人类发展早期，耕种粮食，凿井饮水，谋生的工作非常繁重，没有空闲时间进行较高层次的思想活动。到了机械设备发明以后，交通迅捷，生活工具日趋便利。按照这样发展下去，总有粮食像水、火一样充足的一天，人类再不用为温饱问题所拖累，因而能够专心致力于精神的修养。现在虽然还没有到那一天，但是嗜好纯粹理论的学科、高尚典雅的美术的人已经如饥似渴，这就是将来这些精神追求将得到普及的征兆。科学，是用来克服现象世界的障碍，引导人达到光明的。美术，是用来描绘本体世界的现象，从而唤醒人的觉性的。人类精神的趋向既然与此接近，那么它所能达到的地方就大致可知了。
然而，进化史告诉我们：人类的义务，为大众不为小我，为将来不为现在，为精神愉快不为躯体享受，这些已经非常明显了。然而世上误读进化史的人，却以为人类的大目标不外乎是自身与种姓的生存，因此便以强者的权利作为最高道德标准。假使人类真的以自身的生存作为最大目标，那么就将如神仙家们所主张的那样，又与种姓有什么关系呢？如果说人类就是以繁衍自身种姓为最终目标，那么就必然以保持其单纯的种姓为头等大事，而同姓结婚，其后代不兴旺，古今的开明民族，往往混有几支不同的血统。这两者究竟哪个是最根本的目标呢？孔子曰：“生无所息。”庄子曰：“造物劳我以生。”诸葛孔明曰：“鞠躬尽瘁，直到死才停止。”这是我们自身要生存下去的原因。
北山愚公曰：“即使我死了，我还有儿子，我的儿子又生孙子，孙子又有儿子，子子孙孙没有穷尽。而山不增高，怎么会铲不平呢？”这是种姓之所以要生存下去的原因。人类因为在世界上有当尽的义务，不得不让自身生存下去。又由于这个义务不是几十年寿命就能完成的，所以不得不谋求种姓的生存繁衍。为了让自身至种姓生存下去，不能不需要维持生命的物资，于是有了吸收的权利。又或者我们之所以尽义务的身体至种姓，以及用以维持生存的各种资源，无端受到外界的侵害，将要因此失去自身尽义务的自由，于是有了抵抗的权利。这正反两方面的权利，都是由义务而演化出来的。现在如果说我们无所谓有无义务，而权利却可以无限，这就像同舟共济，不同心合力就不能够到达彼岸，可强有力的人在行进中多事，抢了他人的船桨据为己有，岂不是本末倒置吗？
过去有哲人达到了大目标的境地，而对于其他无数小目标又衡量它们距离大目标的远近，来作为判断其大小的差别。通常来说，大小目标是并行不悖的。孔子说：“自己要立足，也要让别人能立足，自己要事事通达，也要使别人事事通达。”孟子说，自己喜爱音乐、财货、女人，就应与别人一道也让百姓可以欣赏音乐、拥有财货、嫁女娶妻。就是这个道理。对于目标的变化，废弃小的来彰显大的。尧知道儿子丹朱缺乏才能，不足以将天下托付给他。
托付给舜则天下得利而丹朱利益受损，托付给丹朱则天下利益受损而丹朱得利，尧最终没有损害天下的利益而让一人得利，将天下托付给了舜。禹治理洪水，十年没有回家。孔子曰：“仁人志士，不贪生怕死而损害仁德，只勇于牺牲来成全仁德。”墨子从头到脚都磨破，只要有利于天下的事就去做。孟子说：“生命与大义两者不能同时得到的时候，舍弃生命而保留大义。”范仲淹说：“革除一名不称职的官员，会令其一家人受损害，但这种损害远小过让其管辖的一个地区的百姓受害。”就是这个道理。遵循这个道理进行下去，所谓的人生才开始合乎世界进化的规律，才有真正的价值。否则，像庄子所说的，人的身体不过是天地所委托附于的形体，即委形，人的子孙不过是天地委托附于的蜕变，即委蜕，又有什么值得选择的呢！
此篇是蔡元培第二次赴德留学时所作，刊载于1912年冬巴黎出版的《民德杂志》创刊号，1913年4月又转载于《东方杂志》第9卷第10号。
原文
习惯
习惯者，第二之天性也。其感化性格之力，犹朋友之于人也。人心随时而动，应物而移，执毫而思书，操缦而欲弹，凡人皆然，而在血气未定之时为尤甚。其于平日亲炙之事物，不知不觉，浸润其精神，而与之为至密之关系，所谓习与性成者也。故习惯之不可不慎，与朋友同。
江河成于涓流，习惯成于细故，昔北美洲有一罪人，临刑慨然曰：吾所以罹兹罪者，由少时每日不能决然早起故耳。夫早起与否，小事也，而此之不决，养成因循苟且之习，则一切去恶从善之事，其不决也犹是，是其所以陷于刑戮也。是故事不在小，苟其反复数四，养成习惯，则其影响至大，其于善否之间，乌可以不慎乎？第使平日注意于善否之界，而养成其去彼就此之习惯，则将不待勉强，而自进于道德。道德之本，固不在高远而在卑近也。自洒扫应对进退，以及其他一事一物一动一静之间，无非道德之所在。彼夫道德之标目，曰正义，曰勇往，曰勤勉，曰忍耐，要皆不外乎习惯耳。
礼仪者，交际之要，而大有造就习惯之力。夫心能正体，体亦能制心。是以平日端容貌，正颜色，顺辞气，则妄念无自而萌，而言行之忠信笃敬，有不期然而然者。孔子对颜渊之问仁，而告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由礼而正心，诚圣人之微旨也。彼昧者，动以礼仪为虚饰，袒裼披猖，号为率真，而不知威仪之不摄，心亦随之而化，渐摩既久，则放僻邪侈，不可收拾，不亦谬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