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耐是交际的重要之道，人心如同人脸各不相同，一旦不合自己的心意就生气的人，一定会父子不合、夫妻反目、兄弟相争，朋友也可能难以交往，最后成为敌人，这简直是自作自受啊。因此，对待他人应该这样：从感情上能原谅的就原谅、从事理上能宽解的就宽解。孔子也提倡人们要严于律己，少责备别人，这就是养成美德的方法。
愤怒之后，还会产生傲慢和嫉妒，这也是不得不戒除的。傲慢的人依仗自己的长处欺凌别人，嫉妒的人看见自己的短处而怨恨别人，这都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道德高尚、才华出众的人，内心真诚，外表温文儒雅。他们虽然谦虚自重，但只要接触到他们的仪容举止，我们自然而然会敬佩和效仿他们，并自惭形秽。如果不从根本学起，却一味模仿他人的外表用以自我炫耀，即便可以欺骗一时也不能长久。而那些欺凌蔑视他人的行为举止，却主动暴露了自己的恶劣品性。如果他人的才华名望胜于我们，我们就应当敬爱他、尊重他，审视自己的不足并赶上对方。反之，只是一味地嫉妒他人，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呢？这种行为愚蠢可笑，这样的心理更加令人鄙视。
情欲不能不加以控制，道理大概也是这样的。思考控制它的办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欲望强烈时，往往不是理性所能控制的，也不是利害关系的道理能够说服的，只有用感情控制感情这一方法才可以。
用感情控制感情的方法是什么样的呢？愤怒的时候，用音乐来平复心绪，郁闷的时候，可以登山玩水来排解，如此便能心旷神怡，什么烦恼都消失了，再回想愤怒和郁闷的情形，便都觉得无所谓了。
感情和欲望强烈的时候，如同燎原之火让人不敢接近，但是时间稍过，自然会衰落，这是欲望的常态。因此自制的关键在于养成忍耐的习惯。当欲望极为强烈时，忍耐力的强弱关系到人一生的祸福，而所争执的事物只在片刻而已。以前有个人性情暴躁，在他愤怒的时候，一旦不能自持要有不合理的言行时，他就口念数字，从一数到一百，用这个方法来压制怒火，这个用意很好，方法也值得效仿学习。
选自《中学修身教科书》蔡元培
我的新生活观
什么叫旧生活？是枯燥的，退化的。什么是新生活？是丰富的，进步的。旧生活的人，其中一部分是既不工作、又不求学，终日把吃喝嫖赌当作消遣的人。他们不生产物质产品，精神上也一点儿没有进步。还有一部分人整日做苦工，没有求学的机会，身体上疲乏得不得了，做事情也是事倍功半，精神上得过且过，岂不全是枯燥的吗？那些不工作的人，体力会逐渐衰退；那些不求学的人，心力则逐渐委靡；就这样一代传一代，体力越来越衰退，精神越来越委靡，这不就是退化吗？新生活就是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有固定的地方去工作，又有一定的时间来学习，所以制品不断增加。
这样不是越来越丰富么？工作越干越熟练，生产出来的产品必定增多；而且“熟能生巧”，还会衍生出新的工作来。其中有一部分学问，是讲现在工作的道理，弄明白了这个道理，工作就会得到改良。还有一部分学问，是讲其他工作的道理，弄懂了之后，又可以改良别的工种。从简单的工种改良到复杂的工种；从容易的工种改良到繁难的工种；从产量较少的工种改良到产量较多的工种。还有一种学问，虽然与工作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掌握了以后，眼光会越来越远大，心态会越来越平和，这样无形中会让生活变得更幸福。这不是进步吗？如果有一个人肯天天工作，并坚持每天学习，那么他就是一个新生活的人；如果一个团体里所有的人都天天工作，天天坚持学习，那么这就是一个新生活的团体；如果全世界的人都天天工作，天天坚持学习，那么这就是新生活的世界了。
选自《蔡孑民先生言行录》蔡元培
原文
义务与权力
权利者，为所有权自卫权等，凡有利于己者，皆属之。义务则凡尽吾力而有益于社会者皆属之。
普通之见，每以两者为互相对待，以为既尽某种义务，则可以要求某种权利，既享某种权利，则不可不尽某种义务。如买卖然，货物与金钱，其值相当是也。然社会上每有例外之状况，两者或不能兼得，则势必偏重其一。如杨朱为我，不肯拔一毛以利天下；德国之斯梯纳（strne）及尼采（nietsche）等，主张唯我独尊，而以利他主义为奴隶之道德。此偏重权利之说也。墨子之道，节用而兼爱；孟子曰，生与义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此偏重义务之说也。今欲比较两者之轻重，以三者为衡。
（一）以意识之程度衡之。下等动物，求食物，卫生命，权利之意识已具；而互助之行为，则于较为高等之动物始见之。昆虫之中，蜂蚁最为进化。其中雄者能传种而不能作工。传种既毕，则工蜂、工蚁刺杀之，以其义务无可再尽，即不认其有何等权利也。人之初生即知吮乳，稍长则饥而求食，寒而求衣，权利之意识具，而义务之意识未萌。及其长也，始知有对于权利之义务。且进而有公而忘私，国而忘家之意识。是权利之意识，较为幼稚，而义务之意识，较为高尚也。
（二）以范围之广狭衡之。无论何种权利，享受者以一身为限；至于义务，则如振兴实业推行教育之类，享其利益者，其人数可以无限。是权利之范围狭而义务之范围广也。
（三）以时效之久暂衡之。无论何种权利，享受者以一生为限。即如名誉，虽未尝不可认为权利之一种，而其人既死，则名誉虽存而所含个人权利之性质，不得不随之而消灭。至于义务，如禹之治水，雷绥佛（lessevs)之凿苏彝士河，汽机电机之发明，文学家美术家之著作，则其人虽死而效力常存。是权利之时效短而义务之时效长也。
由是观之，权利轻而义务重。且人类实为义务而生存。例如人有子女，即生命之派分，似即生命权之一部。然除孝养父母之旧法而外，曾何权利之可言？至于今日，父母已无责备子女以孝养之权利，而饮食之教诲之，乃为父母不可逃之义务。且列子称愚公之移山也曰：“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虽为寓言，实含至理。盖人之所以有子孙者，为夫生年有尽，而义务无穷，不得不以子孙为延续生命之方法，而于权利无关。是即人之生存为义务而不为权利之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