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刘恒的忠臣贾谊正是印证了那句话，忠诚的原因是背叛的砝码不够，而只要砝码够，连贾谊这样的人才也会背叛。
而大汉王朝建立后，汉高祖、惠帝、吕雉都着力于发展农业生产，稳定统治秩序，收到了显著的成效，同样他们也是想要摆脱越国粮食的冲击，毕竟只有自己有足够的农耕面积才能心中不慌。
然而到了刘恒即位之时，不仅国家财力严重不足，人民生活还相当困顿。造成这种贫困的状况，是由于“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农民遭受残酷剥削，淫侈之风日益严重，以及社会背本趋末的结果（还有就是吕雉和惠帝刘盈在位期间又欠了汇通银行一大笔钱。）。
这表明汉初一度缓和的社会矛盾，到刘恒即位时又逐渐趋于表面化。于是他开始大显身手，开始了他的治国之路。
秦汉时期的黄老学一个主要特征是“守法而无为”，所谓“无为”，不是毫无作为，也不是漫无边际的放任，而是
不超越既定的法律规定。“法”是“无为”的界限，而无为的“道”又是“法”的根源。所以，要求“法立而弗敢废”，就是指立法之后不轻易变更，要“循守成法”。
汉初统治者坚持黄老之学“赏罚信”的思想，主张严格执法，即使皇帝也只有“执道生法”的权力，而不得犯法。汉文帝就是一位不以个人意志破坏法律规定而“循守成法“的皇帝。一次，刘恒出行中路过渭桥，有人从桥下走出，使文帝乘车的马受惊而跑。廷尉张释之判处此人“罪金”（罚四两金）。文帝要求处死。张释之向皇帝说：“法律是天子和天下人共同制定的，如果我们轻易地改变法律，就会使人们对法律失去信任，不知怎样做才对。”文帝终究表示廷尉做得对。
黄老思想虽然吸收了法家的“执法”“守法”思想，但基于“安民”“惠民”的立场，对法家的“重刑轻罪”主张并不首肯。黄老思想不仅要求“君正”，而且要求“法正”。在这种思想作用下，汉初统治者坚持除秦苛法。
公元前179年十二月，除“收孥连坐法”。明令宣布：“废除一人犯罪，家人收为奴婢及各种株连的法律。”这是对旧传统的否定，对成法的改革。
随后刘恒又废除连坐法。公元前169年五月，废除肉刑，改为处以笞刑和杖刑。
公元前178年十月，因当时列侯多居于长安，离封邑很远，吏卒供给输送甚为劳苦，而列侯亦无机会去德化其封邑的百姓。于是下诏让列侯都到自己的封邑去。其中有的身居高位要职与诏令恩准留京的由其太子到封邑去。
随后刘恒废除过关用传制度，公元前168年三月，废除进出关要出示证件的法令。
公元前168年，号称“智囊”的太子家令晁错向刘恒建议：“募天下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并在其《论贵粟疏》中宣传此思想，本套思想非常符合刘恒时期充实国力的目的。于是刘恒采纳了这个建议，采取公开招标价卖爵的办法来充实边防军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