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建立大明，在制定赋税政策时，制定了极低的田赋税率，并令全国各省、府将所收税赋刻在石板之上，以洪武二十六年为田赋总数三千两百万石为定额，朱元璋宣布新垦田地永不起科，自此之后，大明的田赋总额就在三千万石上下徘徊。
这个田赋税率在什么水平呢？大明建国后，做过鱼鳞图册，用来登记天下丁口和土地，总共统计下来有亿亩，除去官田、宗室、卫所所占的土地，以亩产一石的水平来算，税率大约在5%左右。
可以这么说，这个税率算是良心税率了，就算百姓还要种桑、棉、麻等作物，这个税率也不会超过收入的一成。
但这个田赋税率有个bug，那就是江南地区的赋税税率上。
洪武二十六年，江南八府（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嘉兴、湖州、杭州、应天）征收米麦686万石，占大明当年总税粮的四分之一，亩产赋税税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四倍以上，也就是说别人的税赋在5%，江南地区的税赋在20%。
历史上，很多人都说朱元璋之所以给江南地区制定这么高的税率，是因为江南八府的百姓在朱元璋跟张士诚争天下时，支持张士诚，这么说就有点唯心主义、阴谋论了。
朱元璋好歹也是个雄主，心胸岂会如此狭窄？更何况他是底层贫民出身，非常体恤底层百姓，不会无缘无故的压迫百姓。他之所以给江南地区制定较高的税率，完全是因为江南地区有丰富的水力资源，百姓有超高的耕种技术，粮食收成远高于其他省份。
史书有记载，明朝时“江南园地最贵，民间莳葱薤于盆盎之中，植竹木于宅舍之侧，在郊桑麻，在水菱藕，而利薮共争，谁能余隙地？”由此可见，江南地区百姓的耕种技术之高。当时，松江府有470万亩地，能产900多万石水稻，平均2石一亩，这个产量可以说冠绝大明。要知道，这470万亩土地，还要种无数的桑、棉、麻……
有这样骄人的粮食收成，朱元璋怎么可能会放过他们？于是乎江南地区的百姓，妥妥地成了大明帝国的“奶牛”！
自古以来，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江南百姓自然对这种政策感到不满，于是想尽各种办法游说朝臣，鼓动他们上书降低江南赋税。
朱元璋在世，肯定不会答应；朱允炆上台，降了江南的赋税；朱棣上台，反手把江南赋税给恢复了，理由很简单，朱允炆是伪帝，朱棣连建文的年号都改成洪武年，怎么还会让朱允炆的命令横行于世？
当然，朱棣也并不是真的如此肤浅，他好歹也是雄主，论眼光、论谋略、论格局绝不输给他爹朱元璋。朱棣心里很清楚，江南之地的赋税对大明的重要性。四年靖难之役，把从北京到南京的沿途各地都给打烂了，民生要想恢复过来，谈何容易？不靠着江南之地的赋税来支应朝廷开支，估计朝廷就会垮了。
到了永乐后期，江南地区开始抗税，原因有两个。
一是永乐十八年，朱棣迁都北平，江南一地的赋税要运到北京，要知道从江南到北京几千里水路，一路之上人吃马嚼，再加上各地官员上下其手，如果再遇上暴雨、水灾，这些损失都要百姓来承担，这无形中增加了百姓很多开支。
二是交税的人数开始变少，为了笼络读书人，朱元璋制定了一些优免政策，比如秀才以上功名者，可以优免丁税。按照朱元璋的意思，只优免丁役，赋税该交还得交。但到了执行层面，这个规矩就变成了秀才以上功名者，不需要服丁役，交田赋，于是就有人开始投献土地到读书人名下。
江南之地的读书人都是牲口，读书那叫一个好，考个秀才、举人跟玩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