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理解周越越为什么不能搞懂我，一来她本人不是个失忆人士，不能感同身受，二来她这个人没什么逻辑，不适合搞研究。我从前也像其他罹患失忆症的病友一样，对恢复记忆有一种狂热的执着，不搞懂自己到底是谁就不能安心。但对失去的记忆本身又有一种畏惧和惶惑，人们对于未知总是惶惑。从前是执着大于惶惑，如今却是惶惑大于执着。并且随着秦漠的到来越来越惶惑。现在我压根儿就不想想起从前了。生活好不容易这么顺，老天爷最近这么厚待我，再怎么也等我先尝够甜头。就算要想起过去也不应该是现在，况且我根本就想不起，这都是老天爷的安排，我想，我只是随缘……罢了。
火车到达终点站。安顿好后，我给秦漠打电话报平安，他不知在干什么，声音压得很低，问我乡下的温度、临时住处有没有烤火设施之类。我和他说起路上见闻，提到先锋小说家程嘉木和我们一个车厢，周越越一直策划让人给他毛背心上签名，结果人都下车了她也没成功。
秦漠说：“程嘉木？”
我说：“对啊，长得跟藤木直人一个模子印出来似的，我都吓了一跳。你认识？”
秦漠低声道：“不认识。”又道：“你衣服多穿点儿，看后天我有没有空过来一趟。”
以下为出版书手打部分。
第十九章这个恐怖的雨夜
时间已经把妲己弄成知己，把知己弄成知彼，你不再了解这个人的一切，甚至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已经考到了驾驶执照——
我们一行九人前来支教的这个村子名叫鲁花村。
周越越一度怀疑此地是人民大会堂专用油―鲁花花生油的故乡，但很快就被她自我否定，因鲁花村实在太穷，完全看不出具有滋生大型民营企业集团的土壤，再说此地也不产花生。
我妈从前做镇长的时候，每年春节都要到治下特别贫困的乡村慰问，给贫困户送米送油，以确保镇上的电视台在连小偷都休假的新春佳节里还有新闻可播。我因时常尾随，对远离城市喧嚣的贫困深有体察，在这方面算是个见过世面的人，第二天看到鲁花村村小的孩子们时便没有多么大惊失色。但周越越自小长在都市，没有见识，一走进这所摇摇欲坠的村小，看到这些摇摇欲坠的祖国花朵，立刻便说不出话来，连颜朗都比她镇定许多。
尘土飞扬的操场上，祖国的花朵们个个骨瘦如柴，穿着磨损严重、款式古老且明显不合尺寸的脏衣服，三五成群地怯生生望着我们，脚上清一色套一双军绿色的解放牌胶鞋。这样的打扮让我想起四五岁时候的颜朗，那时他的衣服鞋子大多是街坊周济，尺寸不合是常态，但总是干净整洁。外婆对颜朗在卫生习惯上的要求一直很高，高得连我都于心不忍，且丝毫不随我们生活环境的改变动摇。颜朗目不转睛地盯着面前孩子们脚上的胶鞋，观察良久，对我说：“妈妈，这么冷的天气他们穿这个鞋冷不冷？”
我说：“嗯，但你看他们都很珍惜自己的新鞋子，每一双鞋子都很干净，你也要向他们学习，珍惜自己的东西。”
周越越没说话，大大叹了口气。
听接待我们的老师提起，这些鞋子来源枝运动会前夕，校长去相隔八十里地的镇上赶集，买了一张体育彩票，中了五百块钱，想起运动会上大多数孩子没运动鞋穿，回来就拎了两麻袋。平时孩子们都很宝贝新鞋子，只有在重要场合才穿出来。显然，他们认为今天是一个像开运动会一样重要的大场合。
听完接待老师讲述的这段传闻，大家纷纷感叹，一方面觉得校长运气好，上天有好生之德，另一方面猜测校长还没有娶老婆，显然他要是娶了老婆，大抵不敢随便把私有财产拿出来充公，老婆不让他把公有财产拿出来充私已经很难得。
我们适应了会儿环境，看接待老师将散落在操场各处的小学生们召集起来，向他们宣布我们这些支教的新老师的到来，并勒令他们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以示欢迎。阵阵掌声中，我身后一个服装设计系的时髦姑娘后知后觉地说：“你们看，他们脚上穿的那个鞋子，就是那个解放牌胶鞋啊，其实挺好看。分析流行趋势，眼下正流行回力鞋配铅笔裤，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流行解放牌胶鞋配铅笔裤，看那个形状，再看那个线条，多cool。”
我和周越越构思了下解放牌胶鞋配铅笔裤的立体形象，觉得那已不只是cool，简直是cold，双双打了个哆嗦后达成共识，觉得流行这东西真是难以理解，比甲型hini流感还要不可琢磨。虽然对于穷人来说，流不流行不重要，流不流感才重要，但对于潮人来说，流不流感其实不重要，流不流行才重要。双方的区别是……怕死和不怕死的区别。
站在操场的正中央，可以看到四周巍峨的高山。山上覆盖的林木在如此寒冷的冬天依然郁郁葱葱，树冠参差纠缠，紧紧挨在一起，远看构成一道谱系不清的私家菜——清炒西蓝花，可想当积雪落下，那就是蒜茸西蓝花。
短暂而朴实的欢迎仪式结束之后，通过接待老少半个小时词不达意的冗长介绍，我们去粗取精，了解到鲁花村小分六个年级，加起来一共一百二十来人，其中四十多个学生因家离学校太远至少要翻越一座大山，不得不住校。
接待老师介绍完毕后，我们酌情分配，各就各位，很快进入教学状态，颜朗也跟着三年级的学生们旁听去了。
上午四堂课，我打算挨着给三四五六年级讲诗歌，从“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上”讲到“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讲完收工。结果才上完第一堂，就遇到周越越过来和我换科目。据说她勉为其难上了一堂历史，讲到司马迁时非说他有个儿子叫司马光，当场和有一个认为司马迁没有后嗣的五年级小学生发生激烈的冲突,令偶然经过他们教室上厕所的支教队队长大跌眼镜，果断的安排她过来和我换科。
周越越问我：“你没有准备讲稿吗？”
我鄙视地看着她：“给一帮小学生讲讲诗歌还需要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