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白先生和他的女儿只在卢森堡公园待了不大一会儿，他们离开时，天还很亮。马吕斯跟着他们到西街，这已成了习惯。走到大门口，白先生让女儿先进去，他自己在跨门坎以前，停下来回头对着马吕斯定定地看了一眼。
次日，他们没有来公园。马吕斯白等了一整天。
天黑以后，他到西街去，看见第四层的窗子上有灯光，便在窗子下面走来走去，直到熄灯。
再过一日，公园里没人。马吕斯又等了一整天，然后再到那些窗户下面去巡逻，直到十点。晚饭是谈不上了。高烧养病人，爱情养情人。
这样过了八天。白先生和他的女儿不再在卢森堡公园出现了。马吕斯无精打采地胡思乱想，他不敢白天去张望那扇大门，只好在晚上以仰望窗口玻璃片上带点红色的灯光来满足自己。有时见到人影在窗子里走动，他的心便跳个不停。第八天，他走到窗子下面，却不见灯光。“咦！”他说，“还没有点灯，可是天已经黑了，难道他们出去了？”他一直等到十点，等到午夜，等到凌晨一点。四楼窗口还是没有灯亮，也不见有人回来。他垂头丧气地走了。
第二天——因为他现在是老靠第二天过活的，可以说他已无所谓有今天了——第二天，他又去公园，谁也没遇见，他在那儿等下去，傍晚时又到那楼房下面。窗子上一点光也没有，板窗也关上了，整个第四层是漆黑的。
马吕斯敲敲大门，走进去问那看门的：
“四楼上的那位先生呢？”
“搬了。”看门的回答。
马吕斯晃了一下，有气无力地问道：
“几时搬的？”
“昨天。”
“他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
“他没把新地址留下？”
“没有。”
看门的抬起鼻子，认出了马吕斯。
“嘿！是您！”他说，“您肯定是个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