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幸运地生长在茵（inn）河边岸的普勃诺镇（brraunqu）上，这市镇太美丽了。
而且正当是两个日耳曼国的交接之处，天生给了我一个奋斗的机会。
奥地利——这日耳曼民族的支派，早应该归到祖国大日耳曼的图版上了。
这并非是经济关系，而正是血统的关系。
纵使二个国家的拥抱于经济上是蒙受不利，我也可以武断地说：如果日耳曼的子孙们一天不合并统治，便一天不得安宁。
必至日耳曼人民繁殖到人口膨胀时，才伸出手去向外掠取领土。
那时候大众为了面包和牛油，当然不惜用锄头代替了刀剑，去揭开战争的序慕。
为了这，我生在边陲小镇上，便负有神圣伟大的使命。
“我是日耳曼人。但为什么我们要和其他日耳曼人分裂？我们不是同一种族吗？”
我年轻时代，这个严重的问题便在我头脑里打滚。
我挥着铁拳：为什么日耳曼人民都不一致投到俾斯帝国（bismark‘fmpire）的怀抱里呢？我嫉妒着。
做官的生活我并不贪婪。根本我愿闷死在那边理文牍的案头。
蹈了我父亲所说官场失败的覆辙。这是我的决心，任外界加给了我最大的诱惑，我都不变初衷。
我了解历史的意义，我是个纯粹的民族主义者。
少年时代，我记得在奥地利民族斗争运动的范畴里，早有了我这一颗种子。
我曾经拉拢南疆协会（sudmark）以及学联会，献呈黑、红、黄、三色花旗；不唱奥地利亚的皇歌（kaiserlied）而独高吭着德意志优于一切（deutch—latdalles）
的歌曲，即是受到威胁也不怕。
我们这伙青年原先已受了政治的训练，虽然那时仅懂得一些国语，还不知道启发“民族性”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