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美国人和欧洲一些国家的政客们为安倍晋三政府撑腰打气的时候，有必要让他们看看小日本当年是如何对待他们的先人的！
这是一个特殊年代、特殊空间、特殊经历的人生故事。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云笼罩着整个中国。为了报复美国限制日裔美国人自由，日本在潍坊建立了关押盟国侨民的集中营——乐道院集中营，这里最多时囚禁着2000多人。1945年8月17日，集中营解放，至今已是66年。当年，集中营内的侨民们经历了怎样的战火人生？
乐道院囚禁二千余名侨民
乐道，在汉语中有喜欢修道、喜好圣贤之道、乐于称道等意。1882年，狄乐播来潍县传教，为建设的“乐道院”命名时，大约用的就是前一个意思。可这位美国牧师不曾想到，用以传教、办学、行医之用的乐道院，60年后却成了西方同盟国在中国侨民的囚禁之地。比利时神父汉奎特是第一批进入潍县集中营的侨民。1942年3月初，他与同事在山西太原被关押，3月底到达潍县。当年28岁的汉奎特初到集中营，感到很吃惊，“因为那不是一个监狱，而是一个长老会的传教区，但日本人在六个角都设立了岗楼，架着机枪”。二千多名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侨民，一下涌入仅有楼房十几座、平房百间的乐道院。他们早晨听到钟声按时起床，早饭后到操场集合点名。除了80岁以上老人外，其余侨民必须参加劳动。
咒骂威逼声中进入囚身牢笼
“我缓缓地走到四周的铁丝网旁，一个直接展示大国风范的景物吸引住了我：一道宏伟的城墙，高耸的城门，在凌晨红色的晨曦中显得既令人敬畏又异常宁静。这一定是潍县城了。”
1942年末，20岁的德斯蒙德鲍尔与上海龙华集中营的一批侨民转到潍县集中营。这位对前途茫然无知的年轻人，从拥挤、污浊的火车内走出，正凝神打量着这座陌生的城市，却被身边伪军的吵嚷和骂声惊扰：
“瞧，东洋鬼子又抓了一帮西洋鬼子。”
“日本人会宰了他们。”
“那些西洋人不上卡车。”
“拿刺刀捅他们一下。”
“让东洋人管吧，那是他们的事儿。”
鲍尔是英国人，出生于天津，随父母在中国长大，中国话当然听得懂。
下了火车，他们被赶上卡车，送往新的地点。几个脾气大的意大利人大声抗议，说卡车太脏了。伪军开始用脚踢，打耳光，用枪托捅他们的后腰。鲍尔他们互相帮扶着爬上车。
上世纪50年代，定居加拿大的鲍尔在回忆录中写道：“卡车在颠簸的路上行驶。不一会儿，透过光秃秃的树枝，开始能够看到一片房子，有些是西洋风格的，有些是中国风格的。我们最后停在了一个很讲究的大门前。高高的门楼上写着的中国字足有一英尺高：乐道院。我想，如果这是个快乐的地方，那么四面围墙上为什么还要安着带刺的铁丝网呢？为什么还要有了望塔？为什么气急败坏的日本兵还要吆喝着把我们从车上赶下来呢？”
几天前，在上海龙华集中营接到“转移”命令的鲍尔他们，并不清楚新的囚禁之地是何情况。当鲍尔与同来的侨民站成一队，走过门楼，进入集中营时，“我的心一下子跳到了嗓子眼儿，一群囚犯的头一排站着的正是我太太。我看着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她披着一件破旧的工作服，深褐色的头发中已经有了一缕灰白，梳成了一个发髻。她的颧骨外凸。”在这里，鲍尔意外地见到了母亲、太太和同母异父的妹妹，她们“住在一间十英尺见方的矮房子里，里面弥漫着一股呛人的烧木柴的烟味儿”。
铁网高墙围困，房舍破烂不堪
乐道院竟变成了牢狱，鲍尔感到不解。其实，困惑的并不只是鲍尔一人。
作为第一批进入潍县集中营的侨民汉奎特，后来回想起当时的情况时连连摇头：“非常混乱，非常混乱，我们不知道要干什么。”
同时到达的英国人乔伊回忆，“日本人把这里糟蹋得一团糟，他们拿走了医院里几乎所有的东西，拿不走的就毁于一旦，几乎所有的窗户都破烂不堪，厕所设备都无法使用，就连许多建筑物也摇摇欲坠，所以当我们到的时候，这里几乎无法让人居住。”
此前，乐道院内学校、医院以及生活设施俱全。日军进占后，征用民夫砍伐树木，拆掉内部院墙，四周围墙布设电网，新建的岗楼上全部安装探照灯。院内修了环墙路，墙头架设铁丝网，日军看守肩扛上刺刀的枪，牵着军犬在院内巡逻。昔日绿树成阴、环境优美的乐道院，顷刻间变成了一座阴森恐怖的人间地狱。
“墙壁剥落，地板空荡，没有自来水，原始式茅厕、敞敞露的粪坑，简陋的烘炉，两间有淋浴的房屋，三间巨型的公共厨房，一间残破的教堂，一间空无一物的医院，几间茅棚店子，一排排监狱式房间，还有三幢高高的单身宿舍。”澳大利亚人李大卫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在集中营里，除少数家庭单住一间房外，多数混合居住。小平房内，每间住8个人。大房间里，几十个人挤在一起。在年幼的戴爱美记忆中，“每铺床相隔的空隙只有18英寸。打鼾、打嗝，小便时冲击便盆的声音，成了夜间的‘音乐’。对一切成年人来说，隐私权利被剥夺最难忍受。”
日军将他们分成6个队，大人和孩子混合编队，每队二百多人，每人戴一个小牌子，写着自己的姓名和号码，国别仅用英文字母表示。
早晨听到钟声按时起床，早饭后到操场集合点名，用日语报数。除80岁以上老人外，所有侨民必须参加劳动，有专长的充当医生、护士、厨师、修理工等，其余的轮流帮厨或种菜、运煤、拾柴、刨地、清除粪便垃圾等。
亚洲最大的同盟国集中营
1941年12月，日军突然袭击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此后，美国政府为限制众多的日本侨民在美国本土的活动，将侨居在旧金山、夏威夷等地的数万日本人强行集中到洛杉矶附近的指定地点，隔断其与外界的联系。
随后，日本政府采取报复政策，将其侵占领土上的美、英等敌对国侨民强行扣押，设立集中营进行圈禁。南方日占区侨民强行集中到分布于上海和香港的10多个集中营，北方日占区侨民则囚禁在山东潍县的集中营。
1942年3月，驻潍县的日本宪兵队长汤本宣典率日本宪兵和伪军强占乐道院，把所有人员赶出，将房屋和区域依次编号，并进行拆除改造，用以关押侨民。这就是日本人称之为“潍县敌国人集团生活所”的潍县集中营。潍县集中营又称乐道院集中营，因设在山东省，一些外国人也称为山东集中营。它是二战时期亚洲最大的同盟国“集中营”。
从1942年3月到1945年8月，潍县集中营先后关押英、美、法、新西兰、加拿大、古巴、希腊、澳大利亚、荷兰、比利时等近20个国家的侨民2008人。其间，因交换战俘释放了500人。
被关押的人员以美、英两国居多，主要是原驻北平、天津、青岛、烟台等地的同盟国侨民，其中有牧师、教师、医生、商人、学生等，仅儿童就有327名。成人侨民中有许多知名人士，如曾任蒋介石顾问的雷振远，华北神学院院长赫士，齐鲁大学教务长德位思，曾获奥运会400米冠军的世界著名运动员利迪尔，辅仁大学附中教师、新中国成立后任美国第二任驻华大使的恒安石等。
死马腐烂了才肯给侨民吃
在乐道院集中营中囚禁的盟国侨民中有传教士、商人、教育家、学者、自由职业者……他们之前散居在中国各地，多年来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到了集中营后，生活完全变了。这里的粮食供应实行定量配给制，其中多为高粱、玉米等杂粮。随着日军不断扩大侵略战争，资源消耗殆尽，集中营内侨民吃的高粱和玉米多已发霉，土豆腐烂变质，肉上则满是蝇蛆。由于营养不良，侨民体重下降，憔悴消瘦。80多岁的戴存仁牧师体重减到不足80斤。除了食不果腹，侨民们大都衣衫褴褛，很多孩子因为无鞋可穿，天暖和的时候常常光着脚。与食物和生活用品短缺相比，精神的折磨与虐待同样令人无法面对。消息的封闭使得集中营里的他们成了聋子。
高粱玉米发霉，肉上满是蝇蛆
“我们的食物很少，经常挨饿，早饭我们经常煮高粱米吃。”对于吃惯了面包的西方人来说，“这些东西很难下咽”。在小侨民乔伊丝看来，高粱米在中国是给牲畜吃的。但是，为了生存，乔伊丝母亲对年幼的她劝道：“不断咀嚼，直到你可以咽下去。否则，你会感到饿的。”
集中营的粮食供应实行定量配给制，其中多为高粱、玉米等杂粮，仅有少部分做面包的面粉。
小侨民戴爱美说，“初期，早餐的主食一律是高粱和绿豆煮饭，午饭是一些炖和煮的食物，炖煮千篇一律，晚饭将午间的剩饭加在一起再炖煮。”
1943年下半年，随着日军不断扩大侵略战争，资源消耗殆尽，集中营面粉配量减少到不足五分之一，高粱和玉米也多已发霉。年幼的乔伊丝十分不理解，“提供的面粉，是用来做面包的。我吃着，感到这些面粉非常不新鲜，虽说面包是新出炉的。”
在集中营里，开始还能供应少量的肉食。但由于卫生条件不好，“送来的肉，暖季总是长满了蛆的，因到处苍蝇太多。看着那颜色发黑、边缘泛白的肝，管肉的人下不了手，不敢做主，只好找医生去咨询，医生也没办法。不管一切，入厨就是了。”
乔伊丝记得，有一匹马在集中营后的日本军官宿舍附近摔死了，直到这匹马腐烂之后，日本看守才允许去吃它。负责厨房工作的侨民马上剥皮，将腐烂的部分尽可能去掉，然后将剩下的部分煮熟。“在集中营里，我们很少吃到肉”。
土豆腐烂变质，茄子吃得想吐
集中营内粮食短缺，肉食极少而低劣，蔬菜同样难以保证。午、晚两餐，侨民们得到的常常是两勺漂着几片菜叶的汤。
有一次，运来的土豆堆放在阅兵场的一个角落里。但是，日本看守并不允许侨民搬运这些土豆，乔伊丝迷惑不解。大堆土豆就这样露天存放，直到有些土豆开始腐烂，侨民才被告知可以去吃。
他们抱怨土豆已坏、吃了会生病甚至中毒，日本看守威吓道：“在吃完这些土豆之前，你们不会得到任何食物。”
潍县当地的主要蔬菜之一是茄子。侨民柯荣耀回忆说，“记得一次卸了满满一卡车茄子，一直堆到仓库的天花板。这些是我们一个月的食品。每天吃的都是茄子，以后再也不愿意看到茄子了。”不仅柯荣耀，有不少人回国后，只要看到茄子，就想要呕吐。
由于营养不良，人们体重下降，憔悴消瘦，体力枯竭，多生疾病。80多岁的戴存仁牧师体重减到不足80斤。最可怜的是那些孩子们，一个个齿暗无光，面黄肌瘦。已经发育的少女，连月经也停了。
后来一些老师发现，鸡蛋壳可填补食物中钙的不足。他们便将保留的蛋壳洗净、烤焦、捣碎、研磨成粉，用汤匙逐一送到孩子们口中。面对难以下咽的粗粉，孩子们想吐出、喷出。在老师的鼓励下，他们强忍着吞咽下去。
衣衫褴褛不堪，孩子常常光脚
进入集中营前，侨民们并没有料想到将要被囚禁多长时间。匆匆被集中，又匆匆送入遥远的集中营，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侨民并没有带来多少生活用品。
最麻烦的是孩子们的衣服。孩子好动，本来就“吃”衣服，特别是男孩子。加上他们一天天长大，时间一久，问题就显现出来了。衣服和鞋子，只好大孩子穿了小孩子穿，破了的补了再补。大一些的孩子，就用父母的衣服改制。
乔伊丝弟弟埃迪的鞋破了，妈妈就会在他鞋上补块帆布。可缝好没几天，埃迪又穿破了。实在不能补了，只好光着脚。乔伊丝说，那时很多孩子在暖季都是光脚的。
第三个冬季将临，过冬的厚裤尚无着落。在天津做过裁缝的莱克太太便到处搜寻深色、可供制作蓬松便裤的毛毯，用来缝制厚裤。问题总算解决了，但因毯子纤维不足，刚刚开春，一些孩子的裤子就磨透了。
奥运会400米冠军利迪尔的好友安妮小姐，在集中营第一次见到久未谋面的利迪尔，见他又黑又瘦，穿着打着五颜六色补丁的衬衣，竟不敢相认。
贝乐思女士从集中营回到燕京大学时，曾将她在潍县穿的衣服和鞋拿出来给大家看，几乎是破洞百出，褴褛不堪。她对同事们说：“在潍县有这样东西的人就算幸运，所以我很骄傲。”
不仅衣服，肥皂、牙粉等日常用品以及药品也奇缺。尽管侨民中不乏医术精湛的医生，但有些侨民却因病后缺乏有效的药物治疗而失去生命。
在集中营的后期，得到国际红十字会援助之后，这种境况才有了些许改观。
与外界隔绝侨民成聋子
与此同时，侨民们在精神上受到的折磨与虐待令他们无法面对。
日本投降后，负责为集中营空运物资的威廉史密斯曾著文讲述他的所闻所感：“以职业而论，他们中间有传教士、商人、教育家、学者、自由职业者，大多习惯于在东方的环境中过着奢华的西方生活，现在却挤在一起。”
斯文的教授当了厨房的屠夫，高贵的太太要去打扫垃圾，常为座上宾的贵客要排队领饭，吩咐仆人去做的事情需亲力而为，昔日的荣光和享受一扫而光。
在这里，每天必须定时站队点名两次，姓名变成了数码代号，不时听从可恶的看守的呵斥，做人的尊严被无情剥夺。不准与外界人员接触，没有报纸可读，收音机不准带进。在这里，外面的消息完全断绝。
“我们尽力设法在这个孤绝的社会中使一切事都安排得很妥当，但是最初和外面世界完全隔断，我们无法获知战争的情形，也不晓得我们胜负如何。日本人允许我们写信，经他们检查后付邮，但对信的内容有许多限制，而且必须由他们代发。”讲述集中营内情况不允许，询问了解外面情况不允许，允许写的只有问候、报平安的几句话，侨民对此极为不满。更为恶劣的是，基格神父他们发现，日本看守竟把这种并无多少内容的书信扣留一年后才寄出。对于收到的信件，日本看守同样进行严格检查，通信自由和个人隐私全然不存在了。通信检查和限制，消息的封闭，使得困在集中营里的侨民成了聋子。
利迪尔给孩子们带来快乐
日军的严酷看管，生活条件的恶劣，秩序的混乱和无序，促使大家商讨决定，要组织起来，争取权利，自我管理。侨民们通过民主选举，组成的“自治管理委员会”除了负责管理集中营侨民的各项事务，还负责与日本当局进行协调、谈判和抗争。在他们的努力下，侨民可以公开自行组织开展各种学习、工作和文体活动。侨民们组建救世军乐队、话剧社和歌咏队，频频演出，自行组织舞会，庆祝圣诞节和复活节驱走寂寞和孤独。1945年2月，离集中营解放不足200天，第八届奥运会上400米跑的金牌得主利迪尔患脑瘤病逝。尽管天气极寒，几乎所有的人参加了这个以带给人们快乐和光明为乐的人的葬礼。
组成“自治管理委员会”争取权利自由
侨民们通过民主选举，推选出由9人组成的“自治管理委员会”。他们把集中营分成4个组，每个小组选出9名代表，由36人组成教育、综合、工程、营房、医疗、食品供应、财务、雇工、纪律9个委员会，分别负责管理集中营侨民的各项事务，并负责与日本当局进行协调、谈判和抗争。
对乐道院以及潍县和山东情况十分熟悉的齐鲁大学教务长德位思，被推举为自治管理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德位思是美国人，曾任潍县广文大学校长，其独女和夫人都先后逝于潍县乐道院。1917年，广文大学与济南广智院等6所学校合并改名齐鲁大学，他任教务长。年近8旬的德位思交往广泛，学识渊博，德高望重。自治管理委员会另外一名负责人是曾任蒋介石顾问的基格神父，中文名为雷振远。
自治管理委员会利用日军惧怕美国对在美日侨进行反报复心理，带领和组织侨民与日本看守斗智斗勇，最大限度地争取权利和自由。他们秘密组织与外面的乡民进行交易，换取食品，秘密与外界联系，争取有关方面的援助。最成功的是组织恒安石、狄兰越狱逃跑，使得集中营与重庆美军援华总部取得联系，争取到国际红十字会的援救物资，并为美军空投伞兵部队最终解放集中营做了充分准备。
组建乐队歌咏队话剧社驱走寂寞孤独
在集中营内，活跃着一支颇具规模的乐队。因为是以基督教救世军的一支铜管乐队为主组成，所以叫做救世军乐队。救世军是一个以军队形式作为架构和行政方针，以基督教作为信仰基本的国际性宗教及慈善公益组织。有人在教堂的地下室找到一架陈旧不堪的钢琴，经过修理，成了乐队的主要装备。救世军乐队中，有几位是天津歌舞团木管乐组的成员和业余提琴手。他们穿梭在医院、教堂，频频演出，为侨民们带来了欢乐。
1945年5月，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集中营，他们猜测离重获自由的日子不远了，救世军乐队将当时的美、英、中、苏四国国歌择段重编，加上宗教颂曲秘密排练演出，准备迎接集中营解放的那一天。
集中营内另有一支歌咏队，经常演唱民谣、小曲、情歌乃至古典派作曲。受到侨民欢迎的还有一个话剧社。话剧社由一批经验丰富的老手组成，他们经常演出的剧目是萧伯纳的《安德克雷斯与狮子》。没有道具，他们因陋就简，把红十字会所赠罐头的空盒子收集起来，为剧中的罗马士兵做甲胄。话剧社和救世军乐队、歌咏队的演出，自行组织的舞会，庆祝圣诞节和复活节的活动，让侨民暂时忘却了身边的烦恼。
老师精心护佑，不让孩子们心灵染尘
“要保持态度，成熟文雅的样子，都应当保持，正像白金汉宫里那两位公主一样。要坐得直，食物不可满口塞，吞咽后再说话，刀子撞盘不能出声，讲话声要低，不抱怨。”很难想象，这是在集中营中老师对学生的要求。
这些孩子大多来自芝罘学校，他们的老师不断教导孩子：“虽然我们外表是囚犯，但内心里不是。”“我们要想象着，我们跟以前一样还在学校里。大树下就是露天教室，大地就是桌椅，我们总有一天会从这里出去”。
老师同样用行动作答：孩子们被组织起来，有连绵不断的讲授和户外活动。将孩子们的精神全部集中动员起来，使他们无暇去想那些忧虑、可怕的事。
于是，在孩子们眼中，“战争无非是整天穿着便衣去集合上课、开会、举行节目和户外游戏等等玩意儿罢了。我们都相信，老师会安排一切来照顾我们。”
戴爱美永远忘不了那温馨的一刻，“生日那天，一位老师弄到一只苹果给我庆祝。她招我到医院的背后，只有我们两人。她取出一只铁盒，放到临时的炉灶上。生火后，将苹果削成薄片，一片一片在油中煎着给我吃。我觉得像在玩魔术，又似进入幻境……”
埃里克利迪尔病逝离解放不足200天
一个人的逝去震撼了集中营。尽管天气极寒，几乎所有的人参加了他的葬礼和追思会。人们在他墓前竖起十字架，用黑鞋油写下他的名字。他叫埃里克利迪尔，中文名李爱锐，苏格兰人，1902年出生在天津。
1945年2月，离集中营解放不足200天，利迪尔患脑瘤病逝。
利迪尔成为集中营内的名人，不仅因他是1924年第八届奥运会上400米跑的金牌得主，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的正直、爱心、乐观，帮助和感染了周围所有的人。
1942年利迪尔进集中营前，已在天津的一所中学里当了近20年的教师。
“我们的曲棍球棒坏了，就去找爱锐叔叔。他找来床单撕剪下的布条，捆扎起来，稍加整修，好像新的一样。天津来的学生赶不上功课，他就自告奋勇担任教授科学一项。”作为自治管理委员会康乐小组的负责人，利迪尔经常组织各种球队，安排各种比赛，激发起大家的热情。在戴爱美这些孩子心目中，飞腿“爱锐叔叔”就是快乐和光明的化身。
利迪尔做的，远远不止这些。他监管着两栋住着200多人的男女宿舍，每天早晚他要保证所有人参加集合点名，还有很多琐事，如打水、搬煤、倒垃圾、清扫房间，晚上还要辅导孩子功课。
一位天津来的妓女曾告诉邻居，利迪尔怎么帮助她在房间墙上搭了个架子，“他是一个为我做事而不求回报的好人”。
后来发病时，利迪尔头部常常剧烈疼痛，但他只一心关怀别人，安慰别人，把欢乐带给别人。
侨民吉尔基曾这样描述这位可爱的难友：“当我在集中营的晚上走过娱乐室时，经常看见利迪尔俯身在棋盘和船模型旁工作，或者在指导人们跳一种社交方格舞。他总是全神贯注，又兴致盎然地捕捉那些被囚禁者的想象力。他充满幽默感和热爱生命的热情，他的热心和魅力，使大家适应了那段苦难的日子。”
黄乐德募款十万资助侨民
侨民被关押在乐道院期间，不少潍县人给予了帮助。集中营内的食品供应紧张，一些胆大的侨民便偷偷将自己的首饰扔出墙外，和潍县农民交换食物，一段时间，集中营内经常通过“地下黑市”买到大量的鸡蛋。体弱多病的侨民无药救治，德位思托张兴泰给黄乐德捎信，让他帮忙筹钱接济被关押的侨民。送信的运粪工张兴泰在侨民眼中是个传奇式的人物，他是当时侨民和外界唯一的联络人，据说张兴泰曾将密信塞在鼻孔里，粘在粪桶底下传出。黄乐德四处游说，募捐十万美元，将捐款分3次送交瑞士使馆，有计划地供应集中营美、英侨民所需营养食品与药物。此事暴露后，日本看守大为恼火，立即追查消息泄露原因，但终无结果。
侨民拿首饰换食物，地下黑市交易频繁
高墙外，有人向墙内递送食品；高墙内，几个人在接应。一位侨民用画笔描绘了当时潍县农民向集中营内传递物品的情景。
集中营内的食品供应越来越紧张，一些胆大的侨民偷偷将自己的首饰等包好，夹上一张此物想换多少食品的字条，趁看守不注意扔出墙外。善良的潍县乡民捡到后，总会从墙外扔回超出他们要求的食物。
天长日久，这种地下交易逐渐形成规模，侨民们称之为“地下黑市”。为防止交易过于频繁被看守发现，德高望重、做事心细的斯坎兰神父自愿作地下交易的联络人。有5名传教士所住的房间恰好靠近围墙，成为做黑市生意的最好地点。
负责在集中营外面联络的是一位康太太，有的侨民回忆说是江太太。康太太或她的小孩子从外面把鸡蛋或小包递进，斯坎兰等在里面接应。大批货品递进的时候，通常是在夜间进行。
一段时间，集中营内经常保持收买到大量的鸡蛋。负责接收的侨民把鸡蛋放在衣袋里，小心翼翼地转送到各处。集中营里买鸡蛋的人很多，基格神父有点奇怪，日本看守最初竟不知道鸡蛋并非侨民主食中的物品。后来被日本看守发觉，开始搜查，但也没有根绝充满温情的“地下黑市”。
茅房苦力暗中送信募款资助被囚侨民
在侨民眼中，集中营内的运粪工张兴泰是个传奇式人物。他们虽然不知道他的名字，但其事迹却被不断演绎、传扬。
被关押的燕京大学教授谢迪克从潍县返回北平后，在该校举行的欢迎座谈会上说：“营内谣言甚多，真正消息只有一两个人能得到，然后再慢慢传给大家，得消息的方法，是有一个重庆的间谍乔装成茅房的苦力。”
其实，张兴泰只是一名运粪工。他是附近村庄的一位农民，此前与德位思牧师熟识，还得到过德位思的帮助。为了突破日军对他们消息的封锁，自治管理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德位思，想到了能自由出入集中营的运粪工张兴泰。
关于张兴泰传递消息的方式，有不少记载。
基格神父最初以卫生巡查队队长的职务作掩护将书信打成小包，“粪夫揣在怀里带到外面”。后来看守发生怀疑，出入严加搜查。基格便把信藏在小锡盒里，“让集中营里的修理工焊好封严，投进粪桶，交粪夫背出”。
还有侨民回忆，运粪工曾将密信塞在鼻孔里，粘在粪桶底下。
集中营内供给日益减少，体弱多病的侨民无药救治，德位思托张兴泰给黄乐德捎信，让他帮忙筹钱接济被关押的侨民。
黄乐德是寿光黄家庄村人，自幼在教会学校读书。在广文大学学习期间，德位思任校长。乐道院被占前，黄乐德任广文中学校长。
据黄乐德后人回忆，接到德位思的求助信后，黄乐德当即让张兴泰带进集中营2000元伪币救急。
随后，黄乐德领着儿子黄安慰，带上干粮到处募捐。可是条件所限，筹到的钱款数量并不太多。
黄乐德只好到寿光和昌乐，他辗转托人向昌乐、寿光一带的国民党军政长官张天佐、张景月进行游说，反复陈明利害，称集中营内关有蒋介石的顾问等西方要人，如果出钱搭救，将来他们在蒋委员长面前美言即可获高官厚禄，若见死不救，后果难料。
张天佐、张景月终被说服。他们的捐款加上教友和乡民的捐赠，黄乐德共筹到善款30多万伪币，当时折合美金10万余元。
黄乐德让女儿黄瑞云、儿子黄安慰将捐款分3次送交瑞士使馆。瑞士使馆一面派人到潍县与日军交涉，一面与英、美外交部取得联系。瑞士驻上海总领事馆派出艾格为驻山东代表，专门负责有计划地供应集中营美、英侨民所需营养食品与药物，费用由美、英两国政府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