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日，好消息传来。关淳留在武汉市了！地质研究所，中央在汉企业，好单位！百分之百！铁板钉钉！系里都填写好了通知书了！果然是结婚证和洗衣机有分量啊!成功了！太好了！太好了！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春儿，去，今天早些把嘟嘟从幼儿园接出来。咱们全家上餐馆吃去！大吃大喝！好好庆贺！
可是，正如我们课本里中国戏剧说的那样：祸不单行，福不双降。我的分配下来了。我却被分配到湖北省孝感县文化馆。天啦，为什么福不双降啊？一个小小县城的文化馆！哪里需要武大的一个女高材生啊！难道我，转眼就变成县城人了？一辈子的户口，就落在一个小县城了？国家规定孩子户口随母亲，那么，我的子孙后代，将都是乡下人了？大学生毕业生固然吃商品粮，可是小县城和乡下有什么区别？不！我坚决不去孝感！为什么大多数同学都在城市，要我一个人去孝感？
我活该！
我21岁去孝感，发誓要很快回武汉。我并没有想过，我到底是在几天以后？几个月以后？还是一年两年以后？返回武汉。
待到三年的时光过去，当第四年的春暖花开时节，我已经变成了25岁的大龄女青年，这个时候，我才悔恨地觉悟到：我没有珍惜时间！时间应该是被我一天一天地过。被我分分秒秒地过。应该列出一张生活的日程表，挂在墙上，提醒自己，哪一天该吃什么，哪一天该逛商店购物，哪一天该去看一场电影了，哪一天该和老同学见面聊天（25岁的1987年春天的觉醒，直到40岁的2002年春天，还是在惨痛离婚的催生之下，觉醒才变成了实际行动，我终于列出了一张生活日程表，把它郑重地贴上了我的卧室，一个单身母亲的墙面。那一刻，思绪飞回1987年春天的孝感县城，发现真理和实践真理之间有着多么漫长的距离啊！啊，感慨万千！感慨万千！）
21岁的大姑娘，看起来，还是一个小姑娘。瘦弱，淡薄，刚刚走出校门，还没有学会说话。她没有经验和阅历来支撑自己的语言。她说话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时常不知所云。当然，自己还不觉得，自己还十分自以为是（那些中年人和我说上三句话就心有数了。他们不和我争论了。他们的表情就出来了——那种后来我对年轻人也不免经常流露的表情）。
不过，我的自以为是不是故意的，是必然的，因为，在学校，我已经阅读过卡夫卡和伍尔芙了，西方现代戏剧《等待戈多》，哦，意识流，利比多，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孝感县有几个人知道？邓丽君都过时了。还是台湾校园歌曲比较纯美。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尽管我的童年幻想是吃顿饱饭，我还是有本领体会别人的美好。我们要追求美好，不是吗？要追求！如此，我怎么可以让我们孝感县文化馆，还组织八个大脸盘姑娘，在我们的小院子里，继续排演过时的表演唱呢？什么《赤脚医生向阳花》，八个姑娘，手持彩纸扎成的粗糙向日葵，大脸上堆满空洞多情的傻笑，唱什么赤脚医生向阳花，贫下中农人人夸，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哪，一颗红心暖万家，暖万家——（电影《红雨》的插曲，1975年放映的片子，过时了过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