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说："礼的品格、功能，实在博大众多而又盛美啊！它主宰万物、驱策群品，岂是人力所能做到的？我曾到大行礼官那里，研究夏、商、周三代礼制的演变，才知道，按照人情制定礼，依据人性制定仪，是由来已久的事了。
做人的道理，千条万条，无不贯穿一条基本准则，就是诱导人们，使知仁义，并以刑罚相约束。所以，德厚之人，地位尊显贵重；俸禄多的享受荣耀恩宠，以此来统一天下人的意识，整齐人心。人的身体乘车马感到舒适，就以金饰车，又雕镂车衡，镶金错银，加上繁琐的装饰；眼睛爱看五彩美色，就设计了黼黻文章等花纹，使外表形态更美好；人耳乐闻钟磬等动听的声音，就调谐各种乐器以激荡人心；人口喜欢吃美味食物，就烹调出嘉肴异馔，或酸或咸，各尽其美；人情喜爱珍贵善美的物事，就以美玉制成圭璧，又加琢磨，以顺人意。这样下去，如何得了？于是，又制造了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弦洞越、大羹玄酒等，防止过分奢侈，挽救衰败。所以，上至君臣等朝廷中的尊卑贵贱秩序，下到黎民百姓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的等级，事事皆有适宜之度，物物文饰皆有节制。孔子说："禘祭自灌以后，次序颠倒，我不愿再看了。
周朝衰落后，礼制废弃，乐制破坏，大小不按等级，以至管仲家中娶三姓妇女为妻。世上遵法律、守正道的人受侮辱，奢侈逾制的人名显身荣。
上自子夏这样的孔门高弟，犹且说："出门见到纷纭华丽盛美的事物而欢喜，回来听到夫子的学说而欢喜，二者常在心中斗争，不能决定取舍"。更何况中材以下的人，长期处在失于教导的习俗、环境中了？孔子论卫国政治说："必先正其名分。"但在卫国终于无法做到。孔子死后，受业门人沉沦星散，有的到了齐、楚，有的遁入河北、海内。岂不令人痛惜！
至秦统一天下，全部收罗六国礼仪制度，择其善者而用之，虽与先圣先贤的制度不合，却也尊君抑臣，使朝廷威仪，庄严肃穆，与古代相同。到汉高祖光复四海，拥有天下，儒者叔孙通增损秦制，制定了汉代制度。主体却是沿袭秦制，上自天子称号，下至僚佐和宫殿、官名，都很少变更。孝文帝即位后，政府有关部门建议，要重定礼仪制度，那时孝文帝喜爱道家学说，以为繁琐的礼节只能粉饰外表，无益于天下治乱，没有采纳。孝景帝时期，御史大夫晁错明于世务，深通刑名之学，屡屡建议说："诸侯是天子的屏藩、辅佐，与臣子相同，古往今来都是如此。如今却是诸侯大国专治其境，与朝廷政令不同，诸事又不向京城禀报，此事断然不可持续下去，流毒后世。"孝景帝采纳他的计策，削弱诸侯，导致了六国叛乱，首以诛晁错为名，天子不得己，杀晁错以解时局的危难。此事详载于《袁盎列传》中。自此以后，为官者但务结交诸侯、安享俸禄而已，无人敢再复倡此议。
今上（汉武帝）即位后，招纳罗致通儒学的人才，命他们共同制定礼仪制度，搞了十余年，不能成功。有人说：古时天下太平，万民和乐欢喜，感应上天，降下各种祥瑞征兆，才能够采择风俗，制定制度。如今不具备这些条件。皇帝向御史下诏书道："历朝受天命而为王，虽然各有其兴盛的原因，却是殊途而同归，即因民心而起，随民俗确定制度。如今议者都厚古而薄今，百姓还有何指望？汉朝也是一家帝王，典法制度不能流传，如何对后世子孙解释？治化隆盛的对后世影响也自博大闳深，治化浅的影响就偏窄狭小，怎可不自勉励！"于是，以"太初"为元年改定历法，变易服色，封祭泰山，制定宗庙、百官礼仪，作为不变的制度，流传后世。
礼是由人产生的，人生而有欲望，欲望达不到则不能没有怨愤，愤而不止就要争斗，争斗就生祸乱。古代帝王厌恶祸乱，才制定礼仪来滋养人的欲望，满足人的需求，使欲望不致因物不足而受抑制，物也不致因欲望太大而枯竭，物、欲二者相得而长，这样礼就产生了。所以，礼就是养的意思。稻梁等五味是养人之口的；椒、兰、芬芳的芷草，是养人之鼻的；钟、鼓及各种管弦乐器的音声是养人之耳的；雕刻花纹是养人眼目的；宽敞的房屋以及床箦几席，是养人身体的。所以说礼就是养的意思。
君子欲望既得到滋养而满足，又愿受到"辨"的限制。所谓辨，就是辨别贵贱使有等级，长少使有差别，贫富轻重都能得到相称的待遇。因此，天子以大路越席保养身体；身旁放着香草，用来养鼻；前面的车衡经过嵌错装饰，用来养目；车动时，鸾铃叮，节奏缓和如《武》、《象》二舞的乐曲，急骤如《韶》、《濩》舞曲，是用来养耳的；龙旗下，九旒低垂，是用来养信用的。战阵上，以兕牛皮为席，车上手握处，雕成虎文，用鲛鱼皮蒙马腹，雕龙文饰车轭，是用来养威的。驾驭大路的马，之所以必须调教顺驯，才能乘坐，是为了养安。谁能知道，士人出生入死，邀立名节，正是为了养护他们的生命？谁能知道，轻财好施，挥金如土，是为了养护钱财？谁知谦恭辞让、循循多礼，是为了养护平安？谁知道知书达礼，温文儒雅，是可以安养性情的？
人若一意苟且求生，如此必死；一意苟且图利，如此必受害；安于懈怠、懒惰的必危，固执情性的必亡。因此，圣人一概处之以礼义，就能获生避死、近利远害、居安离危，事事得两全其美了。反之，若一概任情尽性，就会两者齐失。而儒者的学说使人两全其美，墨家学说使人两皆有失，这是儒墨两家的分别。
礼是治世辨惑的极点，强国固家的根本，威力施行的基本方法，事功名位的总表现。王公奉行它，可以统一天下，臣服诸侯；不奉行就会捐弃社稷，破家亡国。所以，坚韧的甲胄、犀利的兵器，不足以获得胜利，高大的城墙、宽深的沟池，不足以为险固，严酷的号令、繁苛的刑罚，不足以增加威严。按礼办事，就事事成功，不按礼办事，就诸事皆废。楚人以鲛鱼革，犀牛、兕牛皮为衣甲，坚韧如同金石；又有宛城制造的大铁矛，钻刺时犀利如锋虿之尾；军队轻利飘速，士卒像疾风骤雨般迅捷。然而，兵败于垂涉，将军唐昧战死；庄蹻起兵，楚国分而为四。这能说是由于没有坚甲利兵吗？是统领的方法不对头啊。楚国以汝水、颖水为险阻，以岷江、汉水为沟池，以邓林与中原相阻隔，以方城山为边境。然而，秦国军队直攻到鄢郢，一路如摧枯拉朽。怎能说是因它无险可守呢？是统驭的方法不对啊。殷纣王剖比干之心，囚禁箕子，造炮烙刑具，杀害无罪之人，当时臣民懔然畏惧，生死不保。周朝军队一到，纣王命令无人奉行，百姓不为所用，怎能说是号令不严、刑罚不峻呢？是统领的方法不对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