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道路之问题，长久以来诸君多有评论，某亦常思辨之，略有心得，不妨分享一二。
首先，关于介入的时机，某以为终明一朝，非末期数十年不可。天朝开基之初，太祖做国家之建构时，其核心之一，便是将无数汉人之群体凝聚为一整体之国家，然后，可与外族争雄。中国幅员广阔，各地事情不一，各地方利益亦不统一，如东南之重贸易，中原之重鱼米稻谷，北边则为牧业经济，但为凝聚国家，自始朝廷便以牺牲局部利益为出发，国事必由中央统驭地方，甚少留下地方自治的余地，其海禁政策便是最显著之例证。
种植业经济为中国之主体，国家必然以之为依托，而近代之各项变革却非由商业经济开始，而在中央势强之时，亦从属地位生存之商业经济，必难成就气候。非在中央孱弱之时，地方利益得以凸显，东南各处先进之商业经济成分方有抬头之日。
而天朝至早于万历天子怠政数十年，中央之凝聚力方始堕落，故而，本故事便以天启朝作为开始。
其次，国家之变革，或由下而上或由上而下，但追个溯源，必有一强大之压力或动力。不列颠之变革由于内部因素之动力，十九世纪中国之变化则因外部之压力。而明朝当时，西欧之力量上处于初级阶段，并不足以危机华夏之前途，故而中国之变化若论内因则为经济之发展，若谈外压则不免北部边疆之压力。
而建部、蒙古是为落后于中华之民族，不足以为中华之变革提供借鉴，而内压，则仅存于东南经济较发达地区，而广大内陆、华北尚显落后。故而，地处华北之政府并无改革经济之压力，而南方的要求也绝难影响到华北中央之决策。故而，某以为，大明中央自上而下之变革绝无现实之动力。
故而，故事以割据南方为基本路线，于一定社会基础以上，进行作用，而后遍及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