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怔之下，梁峰想说什么，却被邵瑞泽抬手制止，他倚在沙发里，笑了笑说：“廖先生说得对，你我在南京眼里，的确是蛇鼠一窝。我早认了，谁叫这是少帅做的呢，他同你们签订下的协议我是会遵守。不过，眼下这么难，我总要为自己打算一些的。”
“那是。”廖亦农笑笑，神态恢复平静，却又道：“就算您对这件事情袖手旁观，却也不一定会让南京放心，不管做什么，南京那边，总能找出罪名往人身上扣，让人狼狈的里外不是人。这里头的关窍利害，您应该是清楚得很，也不用我来提醒。”
他顿了顿，嘴角一弯笑说：“现在上海正在谈判，是关于红军改编，围绕划定红军防地，争取红军经费给养两大问题，同贵党方面重点进行交涉，西北撤军、释张、实践诺言、释放政治犯……第二次国共合作，为时不远。”
邵瑞泽不声不响，懒懒倚在沙发上，好像根本没有听到他在说什么，廖亦农说完了，也不等他回答，站起戴上礼帽，道了一声“告辞”就出门了。陈维业送人回来，正好梁峰问到别的事情上去，邵瑞泽嗯嗯应着，布置着任务就又开始抽烟，目光凝神望着一处地方，似乎在出神。
特务机关的人很客气，回话给绥靖公署说，西安情报局也不是要抓为首闹事的学运分子，只是最近高校里不太平，政府决定要联共抗日，有人还在指使学生破坏合作，这才带回特工科，问问话而已，请不用担心，问完了就会放回学校请学校看管。
学生们闹起了游行，方振皓自国立西北大学出来的时候，在路上就遇到了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天寒地冻，没有冻结满腔的热情和勇气，也丝毫没有被前些时候同学们的陆续被捕而退怯，反而更加的高涨。
无数横幅竖旗挥舞，纸页撒得漫天漫地都是，条幅、标语、旗帜上呼唤着‘爱国无罪，抗日无罪’、‘释放爱国学生’、‘同是中国人’、‘国难当头，匹夫有责’、‘统一抗日，一致对外’；口号呼声铺天盖地，声浪一阵高过一阵，队伍浩浩荡荡向特务机关而去。
省厅调动了市警，围在外面，不许学生们靠近，举着标语示威游行的学生不肯离去，大喊着要释放人的口号。
因为担心吴定威，方振皓顺道拐去了一趟报社。
报馆两层楼里忙得人仰马翻，打字机嗒嗒响成一片，废稿散乱一地，人人进出来去都似打仗，踏得楼梯地板咚咚作响。吴定威正在忙着译稿，只叫他先坐，匆匆扫完稿子，同分编站在门边一边看稿一边说话。方振皓拿起一篇稿子看着，耳边听到分编对稿子赞不绝口，只对几处犀利的用词有些犹疑，建议换成相对圆滑的表达。
好不容易忙完了事情，吴定威才脱开身，从抽屉翻出一封信，双手交给他。他看看左右，又低声谈起了学生被抓的事情，说那晚上自己恰好去进修，也差点遭到不测，只是临时决定早走，才幸免于难。方振皓叹气说：“好像是晚上来的，带了训导主任来认人。新城广场义演的那几个学生，义演完吃饭的时候就被抓了，我亲眼见到的。”
回想起那是情景，他觉得很是愤慨，却也无可奈何。
光天化日之下，特务旁若无人的绑走学生，还有那个戴大眼镜的娃娃脸夏正，一起被抓走了。打听回来的罪名，却是“攻击领袖，用心险恶”。
而身为十几万士兵领袖的邵瑞泽，远远的看着，带着墨镜的脸上，连一丝一毫的表情都没有，仿佛事情毫不关己。
“不过是抗日义演，怎么就碍着他们了？现在连南京都声明，同意枪口一致对外，联俄联共，集中所有能调动的爱国力量，宣战打日本。南京政府又这么做，难道不是自打耳光吗？！”
说着吴定威很是气愤，滔滔不绝的对方振皓讲着，他们报社记者对外采访得来的消息，西安绥靖公署的几位头面人物，这次却没有一个人出面，任凭着特务们肆无忌惮的横行霸道。连这些手握军权的人都不施予援手，那么西安城内，就不会有任何人敢出面帮助。学生们的力量还是太小了，太过薄弱。
“这些军阀！只知道明哲保身！根本不去想想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身居高位！一个个麻木不仁，尸位素餐！”吴定威很是气愤的说，“张少帅好歹还敢兵谏，强迫了政府一致对外抗日，怎么那个继承者就这么胆小怕事！十万人！搞不好，还会再来一个‘九一八’！”
外边记者编辑匆匆跑着，不时大叫“新城广场那里两百多学生在示威，小凡和老刘走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