扯远了，我再扯回来。
事实证明，我那个时候纯属一夜成名的梦幻鸡汤喝得太多，现实中正经唱片公司的制作人不会每天蹲守在三里屯的酒吧里微服私访，现实中能发现你的只有骗子。
我很快就看清了这家公司的本质，但我也没走，实在是不想回去住地下室。就是每次有“业务”来的时候，就头疼胃疼姨妈疼地躲掉。
不过到底，公司不会一辈子养着一个不干活的人，总有躲不掉的时候。
这一次我的“经纪人”说得明白，只陪酒，陪不陪|睡悉听尊便。必须服从公司安排，再不去，你就走人。
我就是在这个酒局上遇到的杨佩青。
我一眼就看出来，他跟我一样，是被人强拉来的，一脸的不耐烦。
这就是环境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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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每当后来关澜跟我说他家条件不好的时候，我都想骂脏话；也有可能有几次真的骂出来了，我不太记得。他说他爸妈都是在机关拿了一辈子死工资的，没有油水、级别也不高；从小上学都是班里条件最不好的那一拨，跟同学出去玩同学都不让他掏钱。我就说，你也不看你他妈从小上的都是什么学校、你同学都是什么人，你们大城市长大的小孩哪里见过穷。
在我老家那个百分之八十中国人都没听说过的小县城的县一中里，就他这种父母都吃皇粮的家庭条件，绝对是班里的富豪阶层。
后来我想过，如果早一点认识关澜，我的人生会不会不一样；但再想想，那个时候，关澜还不是现在的乐坛大佬，他只是一个苦兮兮的实习生，每天忙成一只积极向上的陀螺。但是如果认识了他，我的生活水平必定会好很多，他肯定不能让我住地下室，他会帮我垫钱换个舒适点的住处。
他这个人不是没吃过苦，但他真的没受过穷。没受过穷的人，都大方。
但他起码还算是小市民阶级出身，比我前任接地气得多。
骗子看中的不是你的歌喉或者才华，他们只能看到你眼中对成功成名满溢出来的狂热渴切，并且一看一个准。
说实话，眼红还是眼红的。但不得不说我这个人还有点道德底线，眼红也就是酒后骂骂娘。
我的第一个经纪公司是一个专门生产外围和野模的作坊，或者可以说，是一个暗娼窑子。
不过天子脚下、法治社会，他们不做逼良为娼的勾当，你要是不愿意他们也不会给你下药绑到谁的床上——只要你天天看着公司里的“前辈后辈”们每天香车美酒穷奢极欲的“上流社会”生活，能够不眼红。
外篇·陈锦的故事
刚来到北京的那一年，我还是个傻`逼逼的音乐青年，留长发、住朝阳区的地下室、抽烟喝酒、酒吧驻唱，每天觉得自己明珠蒙尘，一边觉得主流音乐界都是傻`逼，一边希望这些傻`逼中能有一个不那么傻`逼的，能一眼把我从一堆鱼眼睛中挑出来。
番外：陈锦的故事(第1/3页
他这个人的心思在我眼里从来都是透明的，从第一眼开始就是这样。
酒局中途我们俩躲出去抽烟，他凑过来问我，“兄弟借个火。”
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的。并没有当场搞在一起，只到了交换微信的程度。那时候有没有微信呢，我也不太记得了，可能交换的是电话号码吧。
后来杨佩青追我，我就意思意思地稍微吊了他几天，也就半推半就地从了。
我承认那时候我没多喜欢他，确实存了“找个有钱男朋友”这样的心思。这点算我对不起他，我没跟他说过，但我心里是认的。
阅读偏见先生最新章节请关注但是我居然就被我现在的经纪公司发现了。
我老板说，我参加的那个综艺节目，流程设置有问题、内容很无聊、主持人也平庸，唯一的亮点就是我。他觉得我很有综艺感，节奏和笑点把握得都很好，稍加培养，可以做国内一线综艺咖。
我们俩大吵一架，吵完之后杨佩青还是给我联系了制作人出了唱片。
不是关澜。
如果是关澜的话会不会有所不同呢？毕竟那个时候关澜挺神的，写什么火什么，搞不好能把我也捧红了。
唉，恨不相逢未嫁时。
总之那张唱片是扑街了，咚地一声沉到娱乐市场的汪洋大海里，一丝水花都没有溅起。我又疑心杨佩青故意的，他就是不想我唱歌；又把他气得够呛，三天不跟我说话。
坐火车我是不怕的，尽管那时还没有遍布全国的高铁。我除了北京也没见过别的世面，权当公费旅游了，还能上电视，我觉得很值。
那时还没有从日韩引进室外综艺，综艺节目的形式还是一群人在演播室里做游戏那种。我主要就是在里面做背景板，背景板做久了，后来也能说几句话，上镜分量也多了起来。
我就问了一句，“来回车票报不报销？”
他们说电视台给报销，但只报火车票，不许坐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