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的翅膀，是科学精神和艺术气质。
正如罗马人痴迷于法律，希腊人则陶醉于科学。希腊人的科学不是实用主义的，他们是“为思想而思想，为科学而科学”。所以，他们能把埃及人用于测量土地和修建金字塔的技术，变成几何学；也能把巴比伦的占星术，变成天文学。有科学这双翅膀，希腊文明就超越了他的埃及爸爸、美索不达米亚妈妈。
与此同时，希腊人又极具艺术气质。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们是“正常的儿童”，因此能“为艺术而艺术，为审美而审美”。这种纯粹，使他们即便是在纵欲和淫乐时，也毫无负罪感，更不会道貌岸然。只要干得漂亮，不管是谈天说地，还是寻欢作乐，都会得到喝彩。而且，喝彩的既包括朋友，也包括敌人。
由此可见，科学和艺术，在希腊人那里是对立的，也是统一的。它们统一于单纯，统一于天然，统一于率真。事实上，希腊艺术原本就是感性精神和理性精神的统一。它们在尼采那里被叫做“酒神精神”（狄俄尼索斯精神）和“日神精神”（阿波罗精神），前者体现于音乐，后者体现于造型艺术，尤其是雕塑。
希腊精神是互补的。
同样，忧患心理和乐观态度，也是“互补结构”。忧患是底色，乐观是表情，正如希腊艺术气质的背后，其实是科学精神。它们对立统一，相辅相成，共同塑造着一个伟大民族的精神风貌。
也许这就是秘密所在——那些毁灭了的文明，很可能都是一条腿在走路。
然而希腊与中华，却又迥异其趣。
总体上说，希腊文明是外向和进取的，中华文明则是内向和求稳的。我们的忧患，其实是对乱的恐惧，对治的祈求。因此，尽管两种文明都有翅膀，飞行方式却截然不同。希腊人是“远航”，我们是“盘旋”。因为远航，他们“浴火重生”；因为盘旋，我们“超级稳定”。秦汉以后，甚至西周以后，无论怎样治乱循环改朝换代，都万变不离其宗。
这又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