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1月，华盛顿的秋天带着一种黏糊糊的暖意。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已经在太平洋的波涛和欧洲的废墟中渐渐散去。
但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里，另一种无形的压力正在悄然蔓延。
亨利·华莱士坐在那张由罗斯福留下的橡木坚毅桌后，他的面前摊开着两份截然不同的文件。
左边的一份，是刚刚由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代办乔治·凯南起草的一份冗长备忘录。
这篇后来在真实历史中被称为“长电报”、奠定了美国整个冷战遏制战略基础的文件，此刻却让华莱士感到极度不适。
在华莱士看来，凯南在这份电报中将苏联描绘成一个受到传统的不安全感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狂热双重驱动、不可调和的扩张主义怪兽。
这种充满敌意和零和博弈思维的语言，完全背离了他一直以来所坚信的合作与理性的精神。
右边的一份，则是一本装订精美的相册，封面上印着他1944年作为副总统访问西伯利亚和中国时的照片。
华莱士的目光从那份冰冷的电报移开，落在相册的封面上。
他的眼神变得柔和，甚至带着一丝怀念。
那是一次令他终生难忘的旅程。
……
1944年6月，西伯利亚，马加丹
科雷马河畔的风像刀子一样刮过脸颊，但华莱士的心里却燃烧着一团火。
他站在马加丹的一个农场里，看着眼前那些在恶劣自然条件下依然能够培育出抗寒作物的苏联农民。
他们穿着干净的衬衫，虽然面容有些憔悴，但眼神中却透着一种建设新世界的坚毅。
“副总统先生，”陪同他的苏联官员，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谢尔盖·戈戈利泽将军指着那片农田，用流利的英语自豪地说道，“这就是西伯利亚的未来。我们用科学和集体的力量，征服了这片冻土。”
华莱士被深深地打动了。
他本身就是一个农学家，一个培育出抗病玉米种子的科学家。
他在这些苏联农民身上，看到了与美国中西部农民一样的勤劳和对土地的热爱。
他相信，只要有共同的科学目标，只要愿意用理性去改造世界，美国和苏联就可以跨越意识形态的鸿沟，成为建设战后新世界的最佳伙伴。
在回国后的报告中，他热情洋溢地赞美了苏联在远东的建设成就，称其为“西伯利亚的觉醒”，并坚信美苏两国在战后必将迎来大国合作的新时代。
但他并不知道。
他永远也不会知道，那个名为马加丹的城市，根本不是什么农业建设的奇迹。
它是整个苏联最恐怖、最残酷的古拉格集中营网络的枢纽，被称为白雪覆盖的奥斯维辛。
他所看到的那些干净的农场，是内务人民委员部为了迎接他的到来，提前三个月精心布置的波将金村。
那些在田间劳作的模范工人，全都是被换上了新衣服的政治犯和劳改营看守。
为了防止他们向这位美国副总统喊冤，每一个农民的背后，都站着一个荷枪实弹的秘密警察。
华莱士那双擅长分辨玉米种子的敏锐眼睛，在这场由国家机器精心导演的骗局面前，被彻底蒙蔽了。
他那近乎天真的善良，成为了苏联人用来粉饰暴行的最好工具。
……
1945年11月。
华莱士把手按在相册上，闭上了眼睛。
他拒绝相信那个在西伯利亚与他共同探讨农作物改良的民族，会是凯南笔下那个意图毁灭西方文明的邪恶帝国。
“我们不能用敌意来回应恐惧。”华莱士在心里对自己说。
他睁开眼，拿起那支黑色的钢笔，在凯南的“长电报”上画了一个大大的红叉，并在旁边批注：“此种对抗性思维无助于战后和平，暂缓在内阁层面讨论。”
这就是华莱士作为总统，在外交舞台上展现出的另一面。
一个彻头彻尾的梦游者。
如果说他在处理国内经济和农业问题上是个天才，那么在面对那种深谙权力本质、冷血无情的独裁者时，他就像是一个手无寸铁、只带着一本圣经走进角斗场的传教士。
华莱士试图用自己那套“平民世纪”的道德准则，去框定一个充满了背叛、交易和地缘政治撕咬的战后世界。
他主动延缓了与苏联的对抗。
在波兰、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的战后安排上，华莱士选择了妥协。
当驻东欧的美国外交官发来一份份紧急报告，指出苏联正在用清洗和暗杀手段扶植当地的共产党政权时，华莱士的回应却是：“我们必须理解苏联对其西部边境安全的合理关切。”
他甚至在一次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在拉丁美洲拥有门罗主义，苏联在东欧拥有一条安全缓冲区，这在历史和地缘上是可以理解的。”
这句话，在当时看起来，似乎是一种极其宽容和大度的大国姿态。
在1945年底到1946年初的那段短暂的时光里，世界看起来确实更加和平了。
报纸的头条上没有出现“铁幕”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词汇。
美国人民沉浸在战争结束的喜悦中，享受着没有立刻卷入新一轮对抗的安宁。
各大城市的广场上，人们还在庆祝“美苏友谊万岁”。
但在这表面的和平之下，冰冷的暗流正在疯狂地涌动。
1946年3月。
温斯顿·丘吉尔受邀访问美国，计划在密苏里州的富尔顿发表演讲。
在真实的历史中，杜鲁门总统亲自陪同丘吉尔前往富尔顿，并在台下聆听了那篇著名的“铁幕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