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历1856年4月，伦敦。
四月的伦敦照例下着雨，不是那种痛快淋漓的暴雨，而是黏黏糊糊、时断时续的细雨，把街面上的马粪泡成稀浆，把行人的裤脚染成深灰色。
非但没有能够清洗笼罩整个冬季的煤烟，反而将其禁锢在上空，就像是加盖一样笼罩，增添几分阴郁压抑。
当混杂雨滴落下的时候才知道什么叫做“雾都煤雨”，议会大厦的尖顶在雾里若隐若现，倒像是一幅受潮模糊了的版画。
伦敦上街区的高档俱乐部里却是另一番光景。壁炉里的火苗舔着潮湿的空气，威士忌的香味混着雪茄的烟雾，把整个房间熏得暖烘烘的。
几个刚从印度回来的军官靠在吧台边上，军装领口的铜扣擦得锃亮，正在跟几个衣着精致，脚边皮鞋不沾染污泥的绅士比划着远东的局势。
其中一个军官，是上个月刚从孟买调回来的，之前参加过鸦片战争，后来在缅甸打过，在印度也对付过土著，自认为对东方人颇有心得。
“我跟你们说，清长虫根本不是打仗的料。十几年前我跟着璞鼎查去南京，一条康沃利斯号横在江上，他们的水师几百条船缩在江边不敢动。我们的炮兵开炮，他们的辫子兵站在城墙上看着，等炮弹落下来才想起来跑。一哄而散。”
另一个军官刚从克里米亚前线回来，灌了一口威士忌，杯子往桌上一顿，“这次额尔金带了两万克里米亚老兵，还有法国佬帮衬，美国人也在后面摇旗，打一群黄皮猴子，能有什么悬念？很快准有捷报。”
旁边一个穿格子马甲的老绅士端着雪茄，慢悠悠地接了一句：“我听说远东的雨季是夏天。要是在雨季前拿不下来，拖到秋天，后勤就麻烦了。”
“雨季怕什么。”军官不以为然，“塞瓦斯托波尔的冬天都熬过来了，还怕远东的雨？而且不用枪炮，他们也不敢跟我们作对。”
那老绅士没有反驳，只是笑了笑，后勤部门一向不被看重，大家更喜欢谈论前线的激烈，对无聊的后方不感兴趣。
不过在座的人谁也不会因为他的担忧而扫了兴致，毕竟眼下整个伦敦都在等着远东的捷报。
特别是某些人在背后作为推手，最近这半年来，伦敦大大小小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分析着这场战争的“必要性”和“正义性”，把额尔金描绘成第二个璞鼎查，把兴汉军描绘成一群杀人不眨眼的暴徒。
至于兴汉军究竟是什么人、从哪里来、在干什么，没有人费心去解释。读者不需要知道这些，读者只需要知道“文明世界”即将再一次征服“野蛮的东方”。
只要想到这个，就算是偷渡来地下黑工厂当苦工的爱尔兰劳工都挺起了胸膛。别说这些坐在俱乐部的人。
军官又灌了一口酒，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压低声音说：“你们听说了吗？沙俄那边也有动作。亚历山大二世对远东有兴趣。我们在南边打，他们在北边压，两面夹击，这些黄皮猴子就算长了三头六臂也挡不住。”
“俄国人不是刚在克里米亚吃了败仗吗？还有余力往远东派兵？”有人提出疑问。
军官摆了摆手：“就是吃了败仗才要往远东找补。在我们那边丢的面子，从清长虫身上找回来。再说了，哥萨克骑兵能花几个钱？给他们几箱烈酒，他们能跑到天边去。”
这话引来一阵笑声。笑完了，话题又转回到战利品的分配上。按璞鼎查的先例，战争赔款扣除军费之后，剩下的按比例分给参战各方，比如英国拿大头，法国拿小头，美国跟着喝汤。
至于赔款之外的好处就更不必说了：新口岸、新租界、新税则、内地通商权、内河航运权，还有最要紧的鸦片贸易。
虽然嘴上不说，但在座的洋行董事们心里都清楚，这场战争的核心利益就是那个黑糊糊的膏药。兴汉军禁烟禁得比清妖还狠，不把他们打趴下，怡和、宝顺和沙逊的仓库里那些印度鸦片就得烂在加尔各答。
“再等几天。”印度回来的军官毫不掩饰对兴汉军的轻蔑，脸上浮起一丝笃定的微笑，“胜利的消息估计就回来了。”
然后。雨停了。消息来了。
不是从运输航线来的，是从苏伊士来的。额尔金的信使坐快船从香港出发，经新加坡过马六甲，在苏伊士换乘驿马，横穿埃及，再从亚历山大港搭船到伦敦。
这条路线，绕开了整个非洲大陆，平时要走将近三个月的航线，缩短成了两个月。因为情报太重要了，不惜代价也要尽快送回去。
消息在当天下午传到了议会。下议院正在辩论爱尔兰的粮食税问题，一个书记员从侧门匆匆走进来，把一张纸条递给议长。
议长戴上眼镜看了一眼，脸上那副惯常的从容忽然僵住了。他把纸条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像是希望上面写着的是另一种文字、另一个意思。然后他抬起头，用一种与平日完全不同的声音，磕磕绊绊地念了出来。
“在今年2月5日，远东舰队路线被泄密，在珠江口遭遇严重损失。主力舰沉没五艘，被俘数艘。陆战队进攻受挫。联军伤亡超过三千人。
随后香港被包围。卑鄙的兴汉军以炮击侨民做威胁，额尔金勋爵为保护侨民，被迫选择停战，请求进一步指示。”
全场安静了片刻。然后轰的一声炸了。
“严重损失？什么是严重损失？”
“主力舰沉没？我们的主力舰怎么可能被黄皮猴子打沉？”
“三千伤亡！上帝！克里米亚打了一年多加上瘟疫也才死伤两万！”
“额尔金到底在干什么！”
没有人能回答。议长摘下眼镜，用袖子擦了擦额头上的汗。他试图恢复秩序，用力敲了好几次木槌。但没有人听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