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员们从座位上弹起来，有人脸色煞白地挤在一起交头接耳，有人挥舞着手臂朝对面的席位喊话。执政党的人拼命往后缩，反对党的人跳起来指着他们的鼻子质问，这一刻性质已经变了，不是质问战败的原因，而是质问为什么当初要支持这场战争。
“你们说这是一场轻松的远征！你们说黄皮猴子不堪一击！你们说圣诞节前就能结束！现在呢？现在呢？”一个来自曼彻斯特的自由党议员吼得嗓子都劈了叉。他的选区里有好几家纺织厂，原指望这次战争能打开远东市场，现在别说市场了，恐怕连棉花进出口都要受影响。
执政党的前排议员们铁青着脸，一句话也不说。首相不在场，他今天在乡间别墅养病。但大家都有点怀疑是不是提前听到消息躲开。
可即使他在场，大概也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因为谁都没有预案。所有人都以为这场战争是走个过场。
要知道两万克里米亚老兵，几十艘主力战舰，加上法国和美国联合，这种配置再打一场克里米亚战争都行，打一个连像样海军都没有的农业国，能输吗？
输了。而且输得很惨。
第二天的报纸把这场灾难的每一个细节都摊在了公众面前。不是政府公布的，政府想压都压不住。
议会记录的副本通过某个不知名职员的手流向了《泰晤士报》的编辑部。这个职员后来得到了一百英镑的酬金，而《泰晤士报》则得到了一条让全伦敦发疯的头条。
《泰晤士报》没有渲染，没有夸张，甚至都有些保守。这就够了。因为现在风向不清楚，没有谁敢硬抗之前宣传的反噬。
伦敦的读者不是傻子。他们经历过克里米亚战争的新闻轰炸，知道什么是战胜的消息，什么是战败的消息。而这些文字，毫无疑问是后者。
第三天的议会辩论变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没有人再提“复活节前的捷报”，没有人再提“文明世界的责任”，没有人再提“自由贸易的福音”。
所有的话题都集中在三件事上：是谁决定发动这场战争的？是谁低估了敌人的实力？是谁该为此负责？
反对党领袖站起来，手指指着执政党前排：“上届内阁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表现已经让女王陛下和全国人民深感失望。但至少在那场战争中，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欧洲大国，我们有理由谨慎从事。
可这一次，你们面对的是一个远东的农业国家，你们却轻率地派出了两万士兵和整个远东舰队，结果呢？结果是我们失去了整个远东舰队，两万士兵成了俘虏，而你们坐在这里，连一句道歉都没有！”
执政党的人想反驳，但话到嘴边就软了。有人试图把责任推给额尔金，说他在前线指挥失误，说他没有充分侦察敌人的防御工事，说他低估了对方的岸防炮台火力。但这话立刻被一个海军背景的打断了。
“我认识额尔金。他不是那种会轻敌的人。问题是，我们的情报是从哪里来的？是谁告诉我们兴汉军只有几门旧炮、几千个泥腿子的？
是谁把这些错误的情报送到额尔金手里的？你们不去追究情报的来源，反而责怪前线指挥官，这是懦夫的行为。”
海军损失惨重，他们一条船上，必须要辩驳，将话题转移到是谁出卖了舰队？
情报的来源？这个话题一抛出来，整个议会大厅忽然安静了下来。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情报是谁提供的。
包令。那个原先驻广州领事。临时香港总督。
过去两年里，正是包令一封接一封地往伦敦发报告，说兴汉军“不过是一群装备落后的农民武装”，说“清妖溃败是因为他们自己腐败无能，不代表兴汉军有多强”，说“只需要几千士兵和几艘军舰就能在几个月内结束战斗”。
这些话，当初听的时候顺耳极了，现在回想起来，每一个字都像一记耳光。
“包令必须对此负责。”有人说。
“把他召回伦敦，接受质询。”有人附和。
但更棘手的问题还在后面。俘虏怎么办？额尔金的报告里写得明明白白：联军的军官和士兵在投降后得到了基本的生存保障，但兴汉军明确表示，这些人不会被释放，除非有人出钱赎。
赎金多少？没有说。怎么赎？没有说。这些都需要人去谈，但问题是赎金谁出？
那些军官跟贵族背景的还有家里出，但是庞大的士兵呢？英国议会没有人敢提这笔钱，更加可怕的还有可能的赔款。
“赎人。”一个年轻的议员站起来说，“无论如何，先把我们的人赎回来。他们是女王陛下的士兵，我们不能把他们扔在远东不管。”
“拿什么赎？”对面的席位立刻有人反问，“你以为兴汉军会要鸦片？他们要的是白银，是实打实的硬通货。克里米亚战争刚打完，财政大臣天天喊着要加税，你让政府从哪里掏这笔钱？”
“那就再打。”一个激进派的议员涨红了脸喊道，“大英帝国不能被一群东方野蛮人羞辱。如果我们今天退缩了，明天印度就会叛乱，后天整个东方都会起来反抗我们！”
“再打？你拿什么打？”另一个议员站了出来，“远东舰队的一半主力舰沉在了珠江口。剩下的船，要么在印度守着，要么在南洋盯着，要么在本土整修。是不能动的。
你想再组织一支舰队？可以。先给我两年时间，再给我两百万英镑，如果议会能批准的话。”
没有人接话。两百万英镑。这个数字在战前不过是几个洋行一年的鸦片利润，现在却重得像一块铁砧，压在每个人的喉咙上。
不是拿不出来，是拿出来了就再也回不来了。克里米亚战争已经让国库见了底，国债利率涨到了历史高点，再打一场远东战争，伦敦金融城那些银行家第一个不答应。
接下来几天的报纸，把这种混乱从议会大厅扩散到了整个伦敦。《泰晤士报》连发三篇社论，从不同角度分析了这场战争的前因后果，措辞一篇比一篇严厉。
但有意思的是，当各路记者试图采访几位当初力主开战的议员时，这些人要么避而不见，要么用“无可奉告”来搪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