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dy Wu这是拍了一部政治寓言啊。电影艺术可以是高雅的，但是寓言故事必须是通俗的。Eddy Wu是用通俗的语言，揭露了一个真实的政治流氓。艺术价值不一定很高，但是社会价值却是顶尖的。
认识到这一点后，他们开始主动地为吴忧的“商业化”镜头自圆其说。
“这是为了扩大受众面。”有人说。
“这是为了让更多人看到真相。”有人说。
“这是用敌人的武器来打击敌人。”有人说。
他们从自我内心开始，为Eddy Wu辩经。不需要吴忧解释，不需要吴忧辩护，他们自己就把逻辑理顺了。
当然，这一切都是建立在这部电影足够出色的前提下。如果电影本身质量不行，再多的“社会价值”也没有用。而《宇宙收藏家》的质量，是毋庸置疑的。无论是视觉呈现、叙事节奏、演员表演，还是思想的深度和锐度，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准。
再加上这本身就是一部特效大片，吴忧在电影中呈现出来的宇宙政治和宇宙历史背景以及隐喻，完全超越了《星球大战》，在这部电影中，他甚至加入了一些华国历史上的政治权谋。正如《星球大战》离不开罗马帝国一样，《宇宙收藏家》也脱不开《资治通鉴》。这些商业之外的东西，会让观众欣赏电影之余，多一些别样的感悟。
而且，在北美霸权形象深入欧亚人民心中的当下，出现了这么一部赤裸裸揭露其强盗本质的电影，这本身就是一件让人感觉非常痛快的事情。
正如《小丑》。现在每当人们提及那部电影，都会说它是“革命的电影”，是“揭露阶级压迫的左翼之光”。但这部电影之所以能够在获得金熊奖的情况下，全球票房达到十亿美元，正是因为它的叙事逻辑是先抑后扬，让观众在看完了之后感觉十分畅快。通俗点讲，就是在爽片的基础上增加了深刻的社会意义。
这一点，自从2004年柏林电影节之后，被很多导演借鉴。有人模仿它的结构，有人模仿它的风格，有人模仿它的叙事手法，但没有一个人能复制它的成功。因为他们只模仿了“爽片”的外壳，没有认识“革命”的内核。
而如今的《宇宙收藏家》，则是在这个基础上更进一步。它不再是一个人的反抗，而是一个世界的反抗；不再是一个阶级的觉醒，而是一个宇宙的觉醒。
戛纳电影节场刊《银幕》的评分也印证了这一点。
《宇宙收藏家》的评分并不算特别高，只得到了3.2分，满分4分。其实这个分数已经算很不错的了，在当年所有入围主竞赛单元的影片中排在前列。但比起当年《色戒》的3.5分，还是要低一些。
这个评分的差异，恰恰说明了大家对这部电影的争议之大。有人觉得它是杰作，有人觉得它是平庸之作，有人觉得它是革命性的，有人觉得它是投机取巧的。争论之激烈，从场刊评分就能看出来。
吴忧对此早有预料。他知道自己的电影不是那种让所有人都喜欢的类型。事实上，他觉得“争议”本身就是这部电影的一部分，一部关于霸权的电影，如果没有人反对它，那它一定是失败的。
吴忧这次戛纳的公关做得很有意思。
大多数导演来戛纳，都是在电影节期间才开始公关，请影评人吃饭，给记者送礼物，拉关系，套近乎，能用的手段都用上。吴忧不一样。他大多数工作在戛纳电影节之前就已经做好了。
库斯图里卡和大卫·林奇都在为他摇旗呐喊。这两位都是戛纳的常客，都是金棕榈得主，在圈子里有着极高的声望和广泛的人脉。他们的推荐，比任何公关手段都有效。
大卫·林奇更是多次与评审团主席弗里尔斯沟通。他打电话，发邮件，甚至在洛杉矶的一个派对上专门找到弗里尔斯，坐下来聊了半个多小时。他没有直接说“你应该投给吴忧”，而是说“你应该去看他的电影，用你自己的眼睛去看”。
电影节期间，场刊评分出来之后，吴忧就在公众面前隐身了。
他没有接受任何采访，没有参加任何派对，没有在红毯上多停留一秒钟。他带着刘奕非，像两个普通的游客一样，在戛纳的街头闲逛，在海边的咖啡馆发呆，在小巷子里寻找好吃的餐厅。
他深知三大电影节的游戏规则。《宇宙收藏家》的目标太大，现在需要适当冷却，才有可能进一步爆发。如果他现在太高调，太张扬，太用力地推销自己的电影，反而会引起评委的反感，你越想要，我越不给。这是人性，不可避免。
所以，他选择“隐身”。
一直到接到邀请他参加闭幕式的电话的时候，吴忧的日常都是：看电影，陪刘奕非，以及陪刘奕非看电影。
两人不但参加了电影节，还顺便度了个悠闲的假日。早上看海，下午看电影，晚上看星星，夜里看彼此，分享彼此。
刘奕非说，这是她过得最舒服的一个假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