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记》的开头只有一行字，但这行字让整个巴黎的文学圈在这个清晨发生了剧烈的震动，仿佛有什么要破土而出。
工人、职员、学生、艺术家、教员、小店主、银行家、贵妇人……无论身份、地位如何不同，他们的反应都惊人地相似：
先当场愣住，再坐直身体，接着擦一擦眼睛或者眼镜，然后把视线移回到开头重新读一遍，好确认自己没有看错。
【当格雷高尔·萨姆沙从烦躁不安的梦中醒来时，发现他在床上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甲虫。】——莱昂纳尔确实是这么写的。
“索雷尔这是要干什么？他疯了吗？”这是几乎所有读者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
这当然不是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变形”，一个成熟的读者本该对这个题材有足够的经验，不应该表现出任何诧异。
毕竟在希腊神话里，宙斯变成天鹅、公牛或黄金雨，达芙涅变成月桂树，那耳喀索斯变成水仙花……早就司空见惯了。
而伟大的奥维德在《变形记》里，更是把上百个变形的传说编成一首史诗，再用六音步诗行把它们串联起来，成为经典。
基督教时代“变形”往往与神迹、惩罚有关——比如上帝把罗德之妻变成盐柱，把巴比伦王变成野兽，让圣徒在火焰中行走……
近一百年来欧洲人写的古怪的“变形”故事也不少，爱伦·坡写死人复活，霍夫曼写机器女人，玛丽·雪莱写拼凑的怪物……
这些故事虽然同样荒诞，但它们的叙述者至少会在开头会先营造气氛，好让读者做好准备。
比如哥特小说会先写古堡、暴风雨、午夜钟声；霍夫曼会先交代叙述者喝了酒，处于恍惚状态；爱伦·坡会先强调自己的理智……
只有充分浸淫到这个情境当中了，他们才会一步一步、不动声色地把读者拖进疯狂。
哪怕是那些不那么“通俗”的文学作品，例如雨果笔下的卡西莫多，或者左拉笔下那些被遗传、酒精、贫困压垮的人……
这些“人”之所以变形都有各自的原因：要么是因为神意，要么是因为命运，或者是性格、环境、疾病或某种邪恶的力量使然。
总之，任何“变形”必须有可以解释的原因和足够多的铺垫，才能让读者从理性上接受这种“变形”的可能性与必然性。
但莱昂纳尔的《变形记》在第一句前没有进行任何铺垫，就直接把这个最荒诞的事情塞进最日常的场景里。
没有梦、没有神秘的符咒或巫术、没有魔鬼的低语、没有遗传病史、没有神经衰弱这种疾病、没有童年的创伤……
甚至没有用一句“也许这只是一场噩梦”来给读者留一条退路，于是让读者的大脑短暂地陷入介于疑惑与恐惧之间的空白。
于是巴黎的读者在震撼过后，立刻急切地往下看，第二句、第三句、第四句……他们的眼睛只为了完成一个工作：
找到“这其实是一场梦”，或者“这其实是某种罕见病”，又或者“这其实是魔鬼作祟”的信号。
但《变形记》仅仅在平静地叙述格雷高尔·萨姆沙躺在床上，看了看自己的身体，意识到自己确实变成了一只甲虫——
【他略一抬头，看见了拱形的棕色肚皮……分割成许多连在一起的小块……和他身体的其他部位相比，他的许多腿显得可怜的单薄、细小，这些细小的腿在他跟前，在他眼皮下无依无靠地发出闪烁的微光。】
读者又在期待变成甲虫的格雷高尔·萨姆沙开始惊慌失措，向家人求救，向上帝祷告，或者想要去找医生给他开个药。
但莱昂纳尔没有让格雷高尔·萨姆沙这么做，而是让他看起了窗外的风景，并想要睡个回笼觉——
【格雷高尔望着窗外，天气灰暗，可以听到雨点打在窗棂上，这使他心情抑郁。“如果我现在睡一会，忘记所有的傻事，那会怎么样呢？”他心里想。】
没有恐惧、没有慌乱，甚至没有诧异，他仿佛很自然地接受了这一切，甚至开始抱怨这副甲虫身体让他无法侧身睡觉。
而随后格雷高尔开始想一件所有人都没有料到他会想的事情：我今天还要赶五点钟的火车！
【“我的妈呀！”他想，“现在已经是五点半了，指针还在静静地走着，甚至已经是五点半多了，接近于五点三刻了，闹钟没有闹过吗？……下一趟车是在七点，那就要火速加快行动了。……虽然赶上火车，也免不了上级要大发雷霆……上级肯定要和医疗保险医生一起来，并责难父母，说他们的儿子懒惰。……】
于是读者的脑子又陷入了“我是不是看错了”的自我怀疑当中，把上面的文字重新又看了一遍，然后忍不住又在想：“索雷尔这是要干什么？他疯了吗？”
一个正常人在发现自己变成虫子之后的第一个念头，难道不应该是“上帝啊我怎么了”吗？难道不应该是恐惧、尖叫、祈祷、发疯吗？难道不应该像俄狄浦斯发现自己弑父娶母时那样挖掉自己的眼睛吗？
格雷高尔没有，他的焦虑集中在“上班要迟到了”这件事上，好像变成虫子比迟到更不值得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