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泽的奏疏通过，诸大绶捏着鼻子，亲自去翰林院说服了翰林们。
这也是多亏了诸大绶担任翰林学士多年，在翰林院内声望很高，又连消带打，承诺给翰林院更多的课题和经费，这才没让翰林院闹起来。
这次的奏疏，苏泽得了面子，引入了更多的讲官，减少了小皇帝“独宠”的压力。
小皇帝得了里子，从原来枯燥乏味的经筵教学中解放出来，可以接触更多有趣的课程。
翰林院也没亏，好歹改善了整体的经济状况，让那些皓首穷经的老翰林改善了生活质量，能做一些自己想要做的课题。
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个人收获了更多。
这个人就是张居正。
张府，书房。
从次辅的位置上退下来之后，张居正也思考了很多。
他向儿子坦诚了要继续官场监督改革的事情，但他说的也只是一个大体的思路。
对官员监督这件事，中华文明很早就有这个意识了。
历朝历代，朝廷都会设置各种监察的职位，可最终的成效嘛，那就一言难尽了。
历代监察，无非是设官以监官。
汉置刺史，本为巡行郡国，察举非法，至唐分设观察使、节度使，本意亦是督察，然不久便统揽军政，反成割据之源。
宋明以降，监司、巡按、按察使相继而出，初时皆风宪凛然，弹劾不避权贵，可一旦久任或兼理民事，便与地方主官渐趋同质，要么彼此勾连，要么互争权柄，最终仍是回到“以官监官，官官相护”的老路。
太祖朱元璋设都察院、六科给事中，本意是以小制大、以内御外，可时日一长，科道亦难免陷入党争私利，纠劾往往沦为攻讦异己的工具。
道德劝诫、风闻奏事，若无私法细则与刚性考成相随，终是隔靴搔痒。
反过来说，如果真的有效果，也不会设置这么多的监察岗位了。
所以张居正要走一条新路。
这一次，张居正原本不必开口。
苏泽此疏触动翰林根本利益，必遭强烈反对。
但就在诸大绶拍案而起时，张居正忽然意识到，这是一个试验的机会。
他手中并无都察院的纠弹之权，也无吏部的考功之柄。
但他有户部，因此对“钱”的流向有了部分掌控。
结果比他预想的更顺畅。
当他拿出实学经费的簿册，提到“户部审计各项经费时，自当从严核验”时，诸大绶的态度明显软化了。高拱顺势拍板，一场可能的僵局就此消解。
这不是他第一次运用权力，但却是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识到，财政权是一种如此细腻而有力的工具。
财政的权力，是如此的润物细无声，但是又无孔不入，就连翰林院这样的自诩清贵之所，也免不了被财权胁迫。
张居正开始整理思路。
他有一个初步的想法。
张居正又想到了汉代的上计。
所谓“上计”，就是对全国的土地田产进行的一次盘点清算，是汉代经常会进行的事情。
这类的操作几乎每个朝代都有，大明这种盘点就是玄武湖黄库的清册。
但是不约而同的，历朝历代这种财政审计的制度，总是坚持不了多久。
随着时代变化，这些审计数据开始逐渐失真，渐渐不可用了。
也比如那藏在玄武湖的黄册。
张居正见过存放黄册的仓库。
他刚入官场，曾经立志改变大明，然后就遇到了严嵩当道。
张居正当时请了病假，游历大明，他就去过南京。
南京玄武门外，沿湖堤行半里，便是黄册库所在。
黄册总库是建造在一座岛上的。
一方面，这里是朝廷重地，方便把守。
另一方面，这里存放了太多的纸张，建造在岛上方便防火灭火。
皇册总库是一排黑压压的殿宇，砖石垒得极厚，几乎不开窗，只在檐下留几处狭长的气孔。
正门常年紧闭，铜锁锈迹斑斑，门楣上“黄册总库”的匾额漆色剥落，木纹皲裂，露出底下黯淡的底色。
当时的张居正，胆大包天地找了一位在南京当官的同年，说通守门的兵丁，从侧门进入了黄册总库。
张居正今日还记得当时的景象。
库内光线极暗，只在过道尽头点着几盏带罩子的油灯，光晕勉强勾勒出无数木架的轮廓。
架上码放的全是黄册，明黄纸面，细麻线装订，尺寸、厚度、装帧皆一模一样，堆得如山如海。
每一本册子，都代表着一府一县的田亩、丁口、赋税。
洪武年间初造时，此为掌控天下的利器。
县衙书吏、府道主官、户部堂官，多少人曾伏案疾书，将一笔笔数字填入格中，钤上官印，星夜驰送入京。
为了将这些黄册送到南京，又动用了多少驿卒和护送的兵丁，花费了多少银子。
如今，它们只是静默地躺在架上，覆盖着厚厚的灰尘。
这些黄册早已经没法用了。
大明立国两百年，黄册的数据经过一次次扭曲和加工之后，已经完全失真。
每年官府依然向黄册总库送入新的黄册，但是所有人也都知道，这些黄册根本不会有人翻看，也不会有任何用处。
所以越是往后的黄册，越是敷衍了事。
它们曾是大明财政的根本，是朝廷调度钱粮的依据。
黄册十年一造，周期漫长，造册之时便已落后于现实。
送达南京，归档上架，便几乎再无翻阅。
朝廷征税、征兵，早就不再倚靠这些故纸，而是依赖地方官的奏报，胥吏的底册。
大明的黄册制度，就如同汉代的“上计”一样，已经死透了。
而那座巨大的黄册总库，就像是一座巨大的坟墓。
汉光武帝刘秀中兴之后，也曾经轰轰烈烈的举行上计。
可很快就全国烽烟四起，一个中兴的王朝竟然因为一场上计摇摇欲坠。
最终刘秀选择了妥协，诏罢郡国岁遣计吏之制，改由刺史、太守岁终遣吏赍计簿至司徒府受课。
表面似存旧制，实则中枢直接稽核之权已弛。
刺史本为监察，渐兼民政，计簿上报，多经州郡层层润饰，原始数据失真。
至明帝、章帝朝，上计虽存，已流于形式。计吏入京，多行贿赂，结交台阁；计簿所载，常与实情相悖。
黄册和上计，都落入到同样的下场。
可张居正却露出笑容。
黄册失效，上计失败，原因自不必说。
那就是整个天下的蠹虫们，那些盘踞地方的豪强士绅们，对朝廷查账的反抗。
这些制度是失败了，可它们越是失败，不越是说明它们有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