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相继设立了辽东镇、蓟州镇、宣府镇、大同镇、三关镇（也称山西镇）、延绥镇（也称榆林镇）、宁夏镇、固原镇（也称陕西镇）、甘肃镇九个边防重镇。
九边横跨了整个北部防区，又分别属于不同的省份，同时进行改革确实压力很大。
所以兵部和总参谋部最终选择了宣府镇、大同镇、三关镇这山西三镇进行第一步改革。
之所以选择这三镇，是因为从嘉靖时期开始，山西三镇是京师的屏障，大明在这边投入了最多的军费，三镇的兵也是最多的。
蓟辽两镇，主要防范的是辽东的威胁，设置蓟辽总督负责。
宣府大同加上三关镇，这是对草原的前线，朝廷会设置宣大总督负责。
延绥镇、宁夏镇、固原镇，主要是面对河套的威胁，这是草原进攻中原的侧翼，卫所不算多。
而西域衰落，甘肃镇是兵最少的。
现在河套和河西走廊都已经在大明手里了，后面这四镇严格意义上都不算是边镇了，如果真要改革阻力也不算大。
宣府大同三关，这三镇距离京畿地区最近，驻军也是最多的，是最难改革也是最需要改革的地区。
但是改革，不是这么容易的。
特别是山西还有晋商这个团体，怀来卫这样的事情在山西绝非是孤例，狄许在怀来卫之所以能成事，是因为自己提前给他配备足够的精卫，而且宣府距离京师很近，宣府的卫所不敢闹事。
若是再偏远一点，怕是狄许真的要死在卫所里。
当然，狄许的行动，也是大有收获的。
最重要的，就是给了朝廷改革的理由和民意支持。
改革是需要人心的。
怀来卫的案子，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这之前，山西三镇的积弊已是公开的秘密。
走私、吃空饷、军商勾结，人人都知道，但人人都能找出理由维持现状。
朝廷的每一次清查，最终都在“边镇特殊”“以商补饷”的托词下不了了之。
在进步主义叙事下，改革似乎是一件先进的事情。
但实际上，改革从来都是保守的，是不得已为之的。
只有问题必须严重到无法忽视，改革才有推行的可能。
当旧体系还能勉强运转时，任何改变都会被视为多此一举，甚至破坏稳定。
只有当疮疤溃烂流脓，所有人都闻到气味，捂盖子的成本远高于揭开时，变革的呼声才会成为主流。
狄许查出的不仅是走私，更是整个卫所体系的系统性溃烂。
“忠君铁卫”的牌匾下，是正籍军户坐享分红、雇佣兵卒卖命送死的畸形结构。
这击碎了“商屯补饷乃权宜之计”的最后辩解，让朝廷内外看清，所谓的“权宜”已演变成动摇边防根基的毒瘤。
于是，改革的阻力被迅速扫清。
以往为边镇辩护的声音消失了，晋商团体急于切割，兵部官员不敢再提“旧制有情可原”。
怀来卫提供了无可辩驳的实证，将“要不要改”的争论，变成了“如何改”的技术问题。
人心基础在此刻显现。
当多数人意识到旧体系不仅无效而且有害时，支持变革就成了理性选择。
基层士兵看到军饷有望足额发放，清流言官获得了弹劾的实据，就连部分中下层军官，也厌倦了在贪腐体系中挣扎。
改革方案顺势推出。
朝廷先以怀来卫为例，明令禁止军队经商，并承诺由户部足额拨饷。
这一步堵住了反对者“朝廷不给活路”的借口。
紧接着，裁撤冗兵、考核整编的方案，也借着这股东风开始酝酿。
狄许这个案子最大的意义，在于奠定了“不得不改”的民意基础。
基础有了，接下来就是改革的方法了。
也多亏了张居正经营户部有方，加上几次国债发行的红利，这时候朝廷手上无比宽裕。
苏泽的方案很快提出。
他主张以“买断”方式安置裁撤军户。
按军龄折算银元补偿，基础标准为每年兵龄折合五银元。
同时根据原有级别授予田亩。
普通军士授内地田二十亩，百户以上军官按级递增。
若自愿赴海外屯垦，授田数额翻倍。
南洋、安南湄公河、澳洲、北洲等地新拓疆土，正需移民实边。
此方案核心在于“赎买”。
朝廷用一次性补偿换取军户放弃世袭兵籍，消除日后反复的可能。
户部官员当场核算成本。以宣府镇为例，裁撤三万军户约需补偿银元一百五十万银元。
授田可以从官田、抄没田及海外新垦地中划拨，还需要购地支出五十万银元。
看到这个数字，众人也倒吸一口气。
知道裁军贵，但是也没想到这么贵。
也难怪宋代的冗兵问题始终无法解决，光是安置这些士兵的花费，就足以让宋廷破产。
众人更加觉得，果然如苏泽所说，如今是改革的最好时机。
王崇古提出补充，军官转业可优先录用为地方巡检或屯田官，保留武职待遇过渡。
方案经内阁审议，最终形成《汰冗兵、授田安置章程》。
明确赎买银分三年发放，首年付四成。
授田手续地方官府和朝廷派遣的御史协同办理，海外赴任者另发安家费。
接下来就到了最重要的问题了，山西三镇裁撤乃是大事，必须要有人来主持这件事。
这个人不仅仅需要拥有出众的民政能力，能够应对裁军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还需要精通军政，能够压得住这些丘八，知道军中的各种陋习和暗规。
众人目光再次看向苏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