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了沈一贯的回信，苏泽知道自己的计策成了。
忽里台大会制度，听起来是一种先进的“共和”制度，实际上是落后的部落民主制度。
成吉思汗时期，这一制度尚能维系各部平衡，但到元朝建立后，其根基已开始动摇。
忽必烈建立元朝后，仿效汉制确立皇帝权威，力图将大汗之位由“推选”变为“世袭”。忽里台大会的“共议”原则，与世袭皇权的独断性存在根本冲突。
大会缺乏明确的议事规则与表决机制，易沦为权贵操纵的工具。
推举过程常伴随贿赂、胁迫甚至武力威胁，所谓的“公议”往往名存实亡。
因忽里台大会而引发的纷争，在蒙古史上屡见不鲜。
最典型的便是汗位继承时的混乱。由于缺乏刚性继承法，每次大会都成为各派系角力的战场，动辄引发内战。
海都之乱便是大会制度失效的恶果。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汗位之争，虽经大会形式确认，却无法平息不满，最终导致西北宗王长期叛乱，严重消耗了元帝国的实力。
元朝中后期，大会更成为权臣擅权的工具。燕帖木儿等人凭借军权操纵大会，随意废立皇帝，使皇位更迭如同儿戏，彻底摧毁了制度的公信力。
当然，这是元朝的忽里台大会，和苏泽写信给沈一贯，让黄台吉接受的忽里台大会是另外一回事。
苏泽更愿意将这个有大明见证的忽里台大会，称作草原版的“金瓶掣签”。
正是因为忽里台大会缺乏明确的议事规则与表决机制，才让大会非常容易控制，大明派去的官员，自然可以坐在公正的位置上监督大会。
但是大明则可以通过影响参会的各部，操纵影响忽里台大会的结果。
苏泽放下沈一贯的回信。
当人们对现状不满的时候，人们一般有两种选择，一种是选择轰轰烈烈的改革，选择更新的道路来解决问题。
另一种则是打出复古保守的旗号，从历史中寻找荣光时刻，再呼吁恢复某种传统。
忽里台大会制度，创建于草原辉煌的时刻，只要黄台吉提出来，必然会得到草原各部的拥护。
但苏泽心里清楚，就算是没有大明干预，这类部落民主议事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因为草原上的核心问题，在于资源而不是分配。
草原资源太少了。
随着小冰期的临近，今年七月份草原还下过雪，这些年来草原通政署传来的白灾记录也在逐年上升。
北方草原几千年的游牧，河套地区硬生生从丰沃的草原变成了沙漠，北方草原沙漠化的进程还在进一步加快。
沈一贯信中描述，板升城附近都出现了板结的土地，很多草场都荒芜了。
要知道，板升城就在丰州滩上，这就是北朝乐府中敕勒川所在，也就是古诗中“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地方。
这里的草场都有荒芜的迹象，可见整个北方草原的土地退化到了何种地步。
这个就是大势。
原时空的历史上，俺答汗也是最后一个对中央王朝形成致命威胁的草原雄主了，后面草原就是闹起来，也再也无法威胁中原王朝的核心区域了。
这不是清代草原治理有多好，单纯就是从明代中期以来，北方环境的持续恶化，草原已经养不起争霸的人口了，最终只能沦为中原王朝的附庸。
当草场因干旱萎缩，当贸易路线被掐断，再公正的会议也无法变出粮食和铁器。
坐在帐篷里讨论谁该分多少牛羊，改变不了整体匮乏的现实。
大明手中掌握的，正是草原最缺的外部资源。
粮食、布匹、铁器、茶叶，乃至对贸易路线的控制权，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筹码。
通过朝贡贸易和边境互市，大明可以精准地调节流向草原的物资。支持谁，限制谁，给予多少，都在京师的计算之中。
忽里台大会的“民主”表象下，本质仍是实力的较量。
这时候，各部首领的投票意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能从大明得到多少支持。
而且这种部落民主大会开得越多，其无力感就越暴露。
底层牧民不会关心汗位由谁继承，他们关心的是粮食和牲畜，关心的是能不能熬过白灾。
当大会一次次召开，决议一次次做出，而他们的生活依旧艰难时，上层贵族们冠冕堂皇的辩论就显得格外空洞和虚伪。
这样的忽里台大会，注定无法再出现一名草原雄主，所有部落都会陷入到一场“民主”泥潭中。
蛋糕就这么大，讨论怎么分都显得毫无意义，下层牧民对上层草原贵族的失望，最终结果就是部落逐渐解体。
所以如今的大明，只要手里捏着海量的资源，草原很快就会意识到，继续跟着部落头人是没有出路的，只有整个草原归顺大明，草原才有未来。
这也是苏泽穿越前，那个共和国解决草原问题的思路。
发展才是硬道理。
等到草原彻底归顺，那忽里台大会倒是可以保留下来，成为一个反应草原诉求呼声，协调处理草原事务的机构。
说不定等到几百年后，历史学者们反而会将后世草原的安稳生活，归咎于忽里台大会制度了。
放下了沈一贯的信，苏泽又拿起了另外一封信。
这是前任秀荣马场群牧使，现任河西马场群牧监的王三，写给苏泽的来信。
王三原本是养象所的锦衣卫，因为有养马的才能，被苏泽推荐到秀荣马场。
这半年来，秀荣马场成效显著，马群规模扩大，大明在山西的战马实现了部分自给。
因为这份功劳，王三从秀荣马场群牧使升迁，来到河西走廊，担任群牧监，负责整个河西走廊地区的马场。
河西是养马的好地方。
河西养马的历史，可追溯至西汉。武帝为抗击匈奴，在河西走廊设立官营牧苑，引进西域良马改良品种。此地水草丰美，成为汉帝国最重要的军马基地。
唐代延续了这一传统。陇右监牧规模宏大，养马数十万匹，支撑了盛唐骑兵的辉煌。《新唐书》记载，贞观至麟德年间，“马蕃息及七十万匹”，河西马场贡献卓著。
宋代虽失去河西，但对河西战马评价极高。《武经总要》称“河西马最健”，视为优质战马代名词。这从侧面印证了其历史地位。
苏泽穿越前，新中国最大的军马场，也是河西的山丹马场。
明代初期，河西马场一度复兴。洪武年间设甘肃行太仆寺，管理卫所马政。但随着卫所制败坏和草场退化，养马规模逐渐萎缩，至嘉靖后已名存实亡。
本朝隆庆年间，朝廷重振马政。在收复的河西走廊故地，参照汉唐旧制重建牧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