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我们看到，苏美尔版本的大洪水传说与史诗《吉尔伽美什》中保存下来的更长、更详细的版本，在几个主要特点方面是符合的。在两种版本中，大神（恩利尔或贝勒）都决定用洪水毁灭人类，于是向大地降下暴雨；在两种版本中，另一个神（恩基或埃阿）都警告人灾难将至，而人在得到这样的告诫之后，都坐在船里保全了性命；两种版本中洪水猖獗的时间都是七天；两个版本中，当大水退去后，人们都献上供品，并在故事结束时升格为神。唯一的重要区别是主人公的名字，在苏美尔版本中他称为齐乌居杜，而在闪米特版本中他叫乌特纳皮什替姆或阿特拉哈西斯。苏美尔名字齐乌居杜使人想起另一个名字——克西苏特鲁斯，这是贝罗索斯笔下从洪水中获救的主人公的名字；如果说这两个名字确实有联系，那么我们就有新的理由对巴比伦历史学家如此忠实地遵循远古文献资料表示由衷的钦佩。
这块非常有趣的泥板的发现，以及它把创世和洪水结合在一起的故事，使人有理由推测，我们在《创世记》里发现的世界初始故事不是闪米特人首创的，而是他们从巴比伦更古老的文明开化民族那里借用过来的。公元前几千年，荒蛮的闪米特游牧民族从阿拉伯沙漠蜂拥而至肥沃的幼发拉底河下游盆地，发现那里已经居住着这些开化的民族，过着原始生活的贝都英人的后裔从这些人那里逐渐学到了他们的艺术和文明习惯，就像北方蛮族通过他们在罗马帝国内的居住地获取了那里的文明之光。
3．希伯来的大洪水故事
两种不同传说合成的故事祭司文本和耶和华文本祭司文本的晚出及其教权性，它与耶和华文本的反差祭司文本和耶和华文本之间的文句差异两个文本在洪水故事材料方面的不同耶和华文本较古老希伯来人依据了巴比伦洪水故事后世对洪水故事的幻想添加
《圣经》文本的批评家们现在一致承认，正如《创世记》里所记载的，在古希伯来大洪水传说中，可以发现两个独立起源和部分不一致的故事，后来，为了使它们表面上看上去像一个统一的故事，就将它们拼合在一起。
然而，将两个文本合而为一的编订工作做得如此笨拙，以至于其中的重复和矛盾之处甚至连粗心大意的读者都不会视而不见。
洪水传说的两个版本就这样人为地组合在一起，一个起源于批评家所称的祭司文本或祭司法典（通常用字母p表示）；另一个起源于批评家所谓的耶和华或雅赫维文本（通常用字母j表示），用耶和华神（或称雅赫维神）的名字来表示其特点。两个来源有明显不同的性质和风格，它们属于不同的历史时代；耶和华文本的故事可能最古老，祭司文本据现在一般认为在组成“旧约六经”的四个基本文件中产生得最晚。耶和华文本据认为是在早期希伯来王国的犹地亚写定的，可能在公元前9世纪或前8世纪。祭司文本则出现在公元前586年之后的时期，当时耶路撒冷已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征服，犹太人也已被他掳为囚徒。两个文本都有其历史形式，然而，耶和华文本的作者显示出对他所描写的男人和女人的个人性格和命运的真正兴趣，而祭司文本的作者关心他们则仅仅因为他认定那些人是神意大框架里的工具，以便借他们来向以色列传达神的知识和宗教、社会法规知识，按照神的仁慈旨意这些知识应当是“神的选民”用来调节他们的生活的。
作者写的历史与其说是世俗史和市民史，不如说是神的历史和宗教史。在他的眼里，以色列人是一个教会，而非一个民族。因此他相当详尽地叙述了神向他们恩赐现身的那些族长和先知们的生平事迹，而对普通凡人则草草略过，仅仅提一下他们的名字，仿佛他们只是连接一个宗教时期和另一个宗教时期的环节，仅仅是用来缀合华丽神启珍珠之间空隙的线头。他对以往历史的态度完全可以从他所生活的时代环境来说明。以色列的伟大时期已经过去，它的独立已经丧失，随之消亡的还有对尘世昌盛和荣耀的希望。大卫王和所罗门王的辉煌统治，在民众心里唤起了关于强大帝国的美妙幻想，这些幻想甚至在王国陷落以后还会像清晨的云彩那样保留很长一段时间，然后才在异族统治的严酷现实下，在乌云笼罩的民族末日的黄昏里慢慢消失。纯粹的世俗抱负找不到出路，民族性格中难以压抑的理想主义如今在另一个方向找到了出路。民族的幻想投向另一方面。如果地上的门向它关闭，那么天国之门仍为它开启。正如四面受敌的雅各在伯特利，做梦看到了伸向云端的梯子，一个个天使通过它能够降到地面，以便保护和安慰可怜的流浪者。
简而言之，以色列的领袖们试图安慰并补偿自己的人民，因为他们在世俗范围内蒙羞，办法是在宗教精神生活范围内把他们提到至高无上的地步。
领袖们为此创立或完善了一套复杂的宗教仪式，以便先发制人并招引神的宠爱，于是就把锡安变成圣城，使之成为地上神国的欢乐之处和中心。
这些意图和抱负给社会生活增添了越来越多的宗教色彩，社会生活的利益也就是教会的利益，祭司的影响压倒一切。国王被高级祭司替代，后者甚至穿上前者的紫袍并登上了金色的王位。这样，耶路撒冷发生的大祭司取代世俗统治者的变革，就类似于那种使恺撒的罗马变成中世纪教皇的罗马的变革。
这是一种思想运动，这种宗教渴望的潮流沿着教权主义方向迅猛发展，它反映在（几乎可以说吸纳并凝固在）祭司法典里。这场运动的精神和道德局限也相应地反映在文本作者的身上。他真正感兴趣的唯有宗教的外在方面；他真正嗜好的是习俗和仪式、教堂用具和服饰的细枝末节。
宗教的更深层面对他而言实际上是一本高深莫测的天书，他几乎不涉及它的道德和精神方面。他从来不关注一直激动着深思好问者的那些永生和恶的起源等重大问题。对仪式最小细节的全身心关注，对纯粹世俗之事的冷漠，对年代记和家族谱系、日期和数目字的偏好，总之对历史的干枯骨架而不是对其血肉的偏好，使这位祭司史学家就像中世纪的僧侣编年史家，这些人透过修道院小室逼仄的透气孔或教堂五彩的玻璃窗去观察广阔的世界。他的智力视野狭窄，他所身处的观察事物的环境是有颜色的，而他则透过这层媒介来看事物。因此，旁人都看不见只有他看见的荒野圣所的壮观华美，在他狂热的幻想中若隐若现，他是透过某种艳丽的凸肚窗的灿烂窗格玻璃或圆花窗的紫色光线来观察圣所的。连那些造成或改变物质世界的缓慢过程或突然大，在他看来都只是神为了宣告宗教天意的新时代而降赐的征兆和奇迹。在他的眼中，创世工作正是通往安息日制度的伟大序幕。苍穹本身和闪烁群星是一个壮丽的钟盘，神的永恒手指在上面指出教会日历节日的准确日期。几乎将全人类从地面上扫除的大洪水，只是后悔造人的神与可怜的幸存者订立契约的机会；而在狂暴的暗云里发出彩色光辉的霓虹，则不过是神附加在这个契约之上并保证其真实和牢不可破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