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女性观的演变
女性观是人们关于女性及女性价值的看法，它反映了人们对待女性的态度、评价和行为意向。人类社会对女性的认知、态度、价值观和行为方式表现出明显的社会历史制约性。不同社会历史形态的人们对女性地位作用的认识评价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社会历史变化性。
原始社会的男女关系是平等的，整个社会非常重视女性的地位和作用。人类社会最初的男女关系是平等的、互助的关系，女性受压迫、男女不平等是后来阶级社会的产物。根据生活资料生产的进步情况，按照恩格斯采用的摩尔根的划分法，可以把人类历史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三个时代。原始社会处于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原始社会又分为原始游群和氏族公社两个阶段。原始游群阶段的男女关系是平等的，无所谓后来出现的婚姻与家庭，那个时期的两性关系处于一种没有辈分等限制的杂交状态，无所谓人类出现婚姻制度后的“夫”和“妻”，也就没有什么“夫权”、“父权”、“男尊女卑”。可见，原始群的人们处在一种原始状况的男女平等、互助关系之中。母系氏族时期的男女关系也是平等的。母系氏族制又叫母权制，它是以母亲血缘为纽带结成的原始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的基本单位。母权制产生于蒙昧时代的中级阶段，盛行于野蛮时代的低级阶段。母系氏族时期的男女关系也是平等关系，而且女性比男性更受尊重。恩格斯说，此时“妇女不仅居于自由的地位，而且居于受到高度尊敬的地位”。这个时期的女性在两种生产（一种是生活资料的生产，另一种是人类自身的生产）中都占有主要地位。在母系氏族时期，女性不仅在物质资料的生产中占据主要地位，妇女还被选为酋长，领导氏族成员的物品分配，解决氏族的日常事务，在生产技术方面也是佼佼者。同时妇女还要承担繁衍人口、抚育后代的重任，女性在整个社会中受到高度尊重。这种男女平等的女性观体现为：男女在生产中的地位平等，男女在分配中的地位平等，男女在生活中的地位平等，男女在两性关系中的地位平等，人们尊重女性。这种男女平等是自发的、蒙昧的、原始的，也是人类最初的、时间最长的男女平等时代。这种平等是建立在当时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条件下的，是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水平都很低下的状况下的男女平等的女性观。
原始社会末期，进入父系氏族时期，父权制取代了母权制，人类社会最早出现了男女不平等关系。父系氏族产生后出现了一种新的家庭形式，即家长制家庭。这是从对偶婚姻向一夫一妻制过渡时期的一种家庭形式，这个时期的妻子落在丈夫的绝对权力之下。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明确指出：“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父系氏族时期的男女不平等是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产生以前出现的，它主要是源于当时男女不同的社会分工，不同于阶级社会的男女不平等，这是人类社会最早出现的“男女不平等”。女性的一切心理活动、行为方式都被局限在家庭和男性权柄之下，这就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
文明时代的女性观突出表现为男女不平等。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文明时代（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即阶级社会中男女不平等，女性受压迫、男女不平等的根源是私有制的产生，性别压迫的实质是阶级压迫、阶层压迫。女性的一切心理活动、情感情绪体验、个性特征、行为模式都带有社会和阶级的色彩。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女性的生产劳动权利被剥夺，要求女性（特别是妇女）完全退居到私人型家务劳动中去，否认女性家务工作的社会经济价值，人们拒绝对女性的社会人格价值和心理水平给以客观公正的评价，女性的心理发展受到很大束缚。女性的全部生存价值以及她们的生命价值，只是在婚姻中标志一下，女性的全部价值和心理发展都在卧室和厨房中消磨掉了。
中世纪后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开始重视女性权利问题。13、14世纪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以后，涌现出以卢梭为代表的一大批西方学者，他们提出“天赋人权”、“天赋民权”的思想，提出人人都可以成为自然界的主人，都具有平等的权利。追求进步的人们开始注意到占着人类半数的女性的社会处境，开始出现了许多提倡男女平等、女权主义的思想家。卢梭虽然不是妇女运动主义者，但是他的思想影响了许多资产阶级学者。187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高举“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并实施了一系列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变革，妇女获得了经济地位上的承认和独立，社会也开始更广泛地研究妇女问题。18世纪末英国女作家伏尔斯顿拉脱在其《妇女权利的维护》一书中，主张在婚姻生活中男女应当平等，反对社会对妇女仅进行以婚姻为目的的教育，提出对男女应实行同等教育，呼吁妇女经济独立、职业自由，并且呼吁妇女参政。19世纪初文学家乔治撒特明确提出女权论。在当时，最有影响的是社会主义者倍倍尔所著的《妇女和社会主义》一书。在这本书中，作者全面阐述了妇女问题，连续发行30年行销不衰，反映了社会中人们对妇女问题的关注。倍倍尔从政治、经济、文化的角度，全面阐述了社会主义者的女性观，阐明了社会主义者对妇女解放的观点，以及妇女运动在整个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地位。他勇敢地向男尊女卑以及反对男女平等的观点发起理论的讨伐。倍倍尔在他所著的《妇女和社会主义》一书中，根据他对社会的忠实考察，大胆地提出了解决妇女权利的办法。
20世纪西方女性主义崛起并开展了女性主义理论的多元化研究。20世纪60年代初西方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在美国兴起，至今已经40余年。伴随着这场运动的发展，西方女性主义学者提出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也呈现出多元化和跨学科的特点。除了一般广义的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激进主义和社会主义等流派，西方女性主义也渗透到历史学、文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和语言学等诸多领域，并且开始出现学科之间的渗透和协作。就政治人类学而言，西方女性主义研究所造成的影响突出地体现在它对人类学传统的政治观和权力观产生了巨大冲击。女性主义学者分别从社会性别与权力、第三世界妇女与女性主义政治和后现代主义与女性权力三个方面入手，对政治人类学视野下的西方女性主义进行研究。
（1）社会性别与权力的关系视野研究。
学者们在总结了以往研究的主要贡献和近年来研究的新趋向的基础上，揭示西方女性主义研究对政治人类学学科所产生的影响和冲击。西方文化人类学界曾经普遍认为，女性在政治上总是处于从属地位。20世纪70年代初，第一批女性主义人类学者首先对这一看法进行了反驳。她们在对大量的民族志资料进行跨文化的比较后指出，虽然早期进化论者所主张的母权制时代并不存在，但是女性在国家产生以前的社会中的地位是有很大差异的，易洛魁人（theiroquois）、奇帕维安人（thechipewyan）和阿格塔人（theagta）就是三种典型的代表。美国易洛魁妇女的社会地位最高，权力最大。加拿大奇帕维安妇女的社会地位低下，在北美部落中是最低的。菲律宾的阿格塔妇女拥有和男子大体相当的社会地位，她们曾经是已知的唯一从事狩猎的女性。以往的人类学之所以有这样的错误看法，让人们误以为女性天生就是受压迫的，这主要是因为男性学者长期把持了这个学科，使之带有明显的男性中心主义的偏见。女性主义人类学对于女性社会地位和权力的这种关注反映了她们的政治主张。在她们看来，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所主张的妇女在西方社会中享有的法律和政治权利——受教育权、就业权和参政权等，对于世界范围内的大多数女性来说，都是虚幻的和不现实的，既不能反映女性在多数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的历史和现实，也无助于从实践上解决这一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一主张只注重社会公共领域的权力问题，而对于可能存在于家庭和私人领域的权力关系弃之不顾。而女性主义人类学既继承了本学科关注边远地区和原始社会的传统，从这些社会中去探索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历史和文化根源，也超越了人类学将政治权力局限于社会公共领域的狭隘性，把人类学关于政治是涉及公共目的的权力关系的主张延伸到家庭和私人领域。
女性主义人类学者在研究中认识到，研究焦点不仅要聚焦在女性，还要关注研究男性，因为人类社会毕竟是由女性和男性共同组成的。只有关注男性及女性与男性关系，对女性的认识才是全面、客观的。因此女性主义人类学将社会性别确立为研究的中心议题。所谓社会“性别”（gender），是指不同社会、文化赋予男女两性之间不同的社会角色、行为准则、表现形式及象征意义等，它不同于人们一般所说的生理“性别”（sex）。
此外，这些女性主义学者把研究的目光集中于女性在社会权力关系中相对于男性的权力问题，这是以往的政治研究所不曾涉及的领域。这些研究引导人们认识到，社会性别问题在社会群体认同和社会权力结构的形成中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容再被忽视，而是应该被视为一个分析范畴，就像种族、族群、阶级或等级范畴一样。为了批判男性中心主义的偏见，从根本上改变人类学忽视女性的传统，这些女性主义学者进一步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去揭示女性在政治生活中处于从属地位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