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士，都只能“打工”。
这就要有本事。实际上，但凡士，都多少有些能耐。他们或者有武艺，可以做战士、保镖、刺客；或者有文化，可以做史官、智囊、文秘；或者懂经营，可以做管家、会计、经纪人；或者会方术，可以治病、疗伤、看风水、配春·药、传授房中术。再不济，也能“鸡鸣狗盗”。
显然，周代的士，就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他们地位不高不低，人数不多不少，能量不大不小，最适合培养为“中产阶级”。苟如此，就能形成巩固各级政权、维护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
然而周人最大的失误，就在这里。
从西周大封建开始，真正得到实权和实惠的，是诸侯和大夫。最后养肥的，也是这些“中上层贵族”。这对“中央”其实是不利的。因为诸侯和大夫越强大，天子就越虚弱。强枝弱干的结果，是周王室成为“皮包公司”，周天子成为“光杆司令”，最后连“橡皮图章”都当不成。
一并退出历史舞台的，还有“封建秩序”。因为诸侯可能强于天子，大夫也可能强于诸侯。子公司超过总公司，岂能不乱？只不过，春秋是诸侯架空天子，比如“五侯争霸”；战国则是大夫灭了诸侯，比如“三家分晋”。但无论哪一种，士都是帮凶。
但同时，挺身而出希望救世的，也是士。这就是“先秦诸子”。其中，儒家代表文士，墨家代表武士，道家代表隐士，法家代表谋士，都是士的代表。只不过，他们的方案各不相同，甚至认为那世界无药可救。
同样是士，为什么有的“助纣为虐”，有的“救苦救难”，如此不同呢？
因为有“君子”，有“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