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山月和沈兰两人走出小院，夜风吹来，带着寒意。BJ的夜，不知不觉已经冷得透彻，像一把锉刀锉在脸上。沈兰缩了缩脖子，关山月把围巾解下来，递给她。她没有推辞，接过来围上。围巾上还有他的体温。
两人并肩走在安静的胡同里，路灯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关山月的皮鞋踩在青石板路上，发出清脆的声响，一下一下的。沈兰的脚步轻一些，像猫。
“山月，你和林姐……”沈兰忽然开口，欲言又止。
关山月看着她。“我们很好。”
沈兰点点头，不再问了。有些事，不用问，也能感觉到。朱林看关山月的眼神，关山月对朱林说话的语调，那是毫不掩饰的情感。让沈兰感觉很羡慕。
他们走到胡同口，关山月拦了一辆出租车。
一路无话。当出租车停在沈兰家的胡同口，沈兰下车前，回头看了他一眼。
“明天见。”
“明天见。”
车门关上，出租车驶入夜色中。沈兰站在原地，看着车尾灯慢慢变小、消失，然后转过身，融进北京城的夜风里。
第二天上午，青影咖啡馆，铁将军把门。朱林在门口挂了块“暂停营业”的牌子。
沈梅把几张桌子拼在一起，铺上白布，摆上茶水、点心和水果，样子还挺正式。关山月坐在靠窗的老位置，旁边是一叠空白的稿纸和两支削好的铅笔。朱林坐在他对面，面前摊着昨晚记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沈兰坐在中间，正对着那面挂着戈壁滩合影的照片墙。
“行，咱们接着聊。”朱林翻到新的一页，啪的一声把本子拍在桌上，手里的笔已经点到了纸面上，“昨天说了产品线的事。今天说说，这个牌子的第一批货，到底做什么。”
沈兰从包里拿出一张叠好的大纸，打开铺在桌上。是一张设计草图，画的是大衣——不是那种夸张的、像戏服一样的廓形，是简约的、干净的、线条流畅的大衣。领口微收，腰线恰到好处，下摆刚好过膝。草图旁边写着面料：羊毛混纺，产地内蒙古。颜色：深灰、藏蓝、驼色。
“第一批，我想做大衣。”沈兰的手指在草图上轻轻划过，“大衣最能体现剪裁的功力。而且BJ天冷，大衣是每个人都需要的东西。我想让穿的人感觉到，这不只是一件衣服，是一件能陪她很多年的东西。”
朱林低着头，飞快地记着。关山月没有动笔，他只是在脑子里画着这些衣服穿在人身上的样子。他能想象那些画面——一个BJ的女人穿着这样一件大衣走在长安街上，风吹起她的围巾，她昂着头，步伐坚定。那种从容的美是骨子里的，不是穿出来的，是活出来的。
“生产呢？大衣的工艺要求高，国内能找到合适的工厂吗？”关山月提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沈兰从包里又拿出一个小本子，翻开：“我这次回来，约了几家工厂。一家在BJ郊区，做外贸代工的，设备好，工艺精，但起订量高。一家在天津，专做羊毛制品，工艺可以，但规模小。还有一家在上海，是朋友介绍的，还没实地看。我打算这几天跑一趟，看完再定。”
朱林停下笔，抬起头看着沈兰，眼神里有些复杂——心疼和期待交织在一起：“你一个人跑，太辛苦了。我陪你去。”
沈兰摇摇头：“不用。你这边咖啡馆也忙。我一个人能行。在欧洲，一个人跑了那么多地方，这点路算什么。”她说这话时语气轻松得很，但眼神里有种不容拒绝的坚定。
朱林看了看关山月，关山月轻轻点了点头。他的意思是，让她去吧。她需要自己去走这些路，这样做很符合她的性格。
第二天一早，沈兰就出门了。
BJ东郊，一片老工业区。厂房是五六十年代建的，红砖墙，坡屋顶，墙上还残留着“工业学大庆”的标语，字迹斑驳。工厂的大门是铁皮的，漆皮剥落了不少，露出底下的锈色。门口停着几辆自行车，看门的老头裹着军大衣，缩在传达室里听收音机。收音机里放着评书，单田芳的声音沙哑而激昂。
沈兰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深吸一口气，推门走了进去。车间不大，几十台缝纫机整齐排列，头顶的日光灯发出嗡嗡的声响，空气中有棉絮和机油的味道。工人们埋头干活，没有人注意到她。
流水线上挂着一排排半成品，她走近一看，是某国际品牌的外贸订单。做工确实不错，针脚均匀，裁剪精准，和国际大牌的工艺水准相差无几。
沈兰心里有数了。
厂长姓王，五十多岁，头发花白，戴着老花镜，说话慢条斯理的。他领着沈兰参观了一圈，在她的笔记本上指指点点，讲设备、讲工艺、讲质量控制。沈兰边听边记，时不时问几句。
“王厂长，我要做的这个东西，工艺要求比外贸单还高。您能做吗？”沈兰把大衣的设计图递给他。
王厂长接过去，看了很久，推了推老花镜，又抬头看了看沈兰。他大概在打量这个年轻的姑娘——一个漂亮姑娘，带着几张草图就想做中国自己的品牌。
“能做。”他放下图纸，点点头，语气沉稳，“但你得起订量够。我们这些设备，开一次机，至少要五百件。”
沈兰心里算了一下账。五百件大衣，面料成本、加工费、辅料费，加在一起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万事开头难，用钱的地方多，能省则省。
“王厂长，少一点行不行？两百件。”
王厂长摇了摇头：“两百件，我不开机。成本划不来。”
沈兰没有多说什么，把图纸收好，道了谢，走出了工厂。站在空旷的厂区里，北风吹过来，把她的头发吹得乱舞。她裹紧了大衣，心里并不失望。她知道，这只是第一家。还有天津，还有上海，还有更多的地方等着她去看、去谈。
接下来几天，沈兰跑了天津的一家毛纺厂，又跑了上海的两家工厂。有的起订量太高，有的工艺达不到要求，有的报价太高，有的沟通起来很费劲。她在笔记本上记录下来每一家的优劣，画了表格，打了分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