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3年7月5日，锦川（今卡尔加里市）。
七月的锦川，正值一年中最美好的时节。
清晨的阳光将金辉洒向这片广袤的山前平原，显露出勃勃生机。
东尖河（今弓河）与庆川河（今埃尔博河）在城南交汇，河水裹挟着冰川融水的清冽，蜿蜒穿过一片片金黄的麦田和翠绿的玉米地。
空气中弥漫着青草与泥土的气息，偶尔夹杂着从城西传来的隐隐机械轰鸣，为这幅田园画卷添上了一笔工业的色调。
“又起了两座新工坊。”前内阁总理、东拓司专员李良站在东城的望楼上，俯瞰着脚下逐渐热闹起来的城市，对身旁的幕僚长谢广义说道，“三年前，我刚来的时候，整个锦川城好像只有七座工坊。”
“现在呢？粮油加工、畜牧初加工、建材、木材、粗毛纺织、酿酒……光是登记在册的就有十八家了。”
谢广义笑着点头：“专员说的是。这两年人口上来了，市场需求就有了，工坊自然跟着冒出来。”
“上个月我路过北街，又看见一家铁器铺开张，专门打制马掌、马镫，生意好得很。掌柜的是个从天津来的军户铁匠，手艺不错，一天能打十几副马掌，供不应求。”
李良点点头，目光越过城区的屋顶，望向更远处那些散落在平原上的农舍和牧场。
五十一岁的他身形清瘦，面容棱角分明，额头和眼角刻着深深的皱纹，那是二十多年来在中枢政府殚精竭虑留下的印记。
他的前任，李显清已在返回始兴城，出任国家战略发展委员会副主任。
那位老资格的拓殖先驱，虽已年已六十四，仍继续以建国元老的身份发挥政治余热。
临走前，李显清将李良叫到书房，只交代了一句话：“锦川是东拓的根基。根扎得深，树才能长得高。”
“上半年的人口数据出来了吗？”李良转身走下城墙，马靴踩在石阶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出来了。”谢广义跟在身后，翻开随身携带的记事本，“截至六月，锦川城登记居民两千一百三十一人，比年初又增加了四百多。”
“整个东拓司辖境内，总人口已达两万五千七百人，其中直接由中枢分配的移民占七成，其余是本地出生和从沿海自发报名拓殖的。”
“两万五……”李良重复了一遍这个数字，语气里既有欣慰，也有焦虑。
五年前，这个数字还不到三千。
短短几年间，便翻了八倍，确实令人振奋。
但两万五千人撒在数百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上，依旧如泥沙入海，尚不足以掌控这片富饶的领地。
更关键的是，随着人口增加和拓殖行动向东推进，物资供应的压力与日俱增。
锦川城虽已初具规模，但要从一个边陲据点成长为支撑东拓行动的坚实后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两人走下墙梯，穿过正在施工的街道。
路边堆放着新运来的砖石和木料，几名工匠正在砌筑一道排水沟。
一名身穿短褐的工头模样的汉子看见李良，连忙躬身行礼，沾满泥浆的手在衣摆上蹭了蹭。
李良冲他点了点头，继续往前走。
“专员！”一名东拓司的官员匆匆跑来汇报情况，“粮油加工厂报告，说本月底调拨至北安和大湖区的面粉和油料恐怕要延期了。”
李良脚步一顿：“什么原因？”
”说是工厂里的两台蒸汽机先后出现故障，要更换的零件需要等待新华湾那边运来。工厂方面说，最快也要等到八月上旬才能恢复生产。”
“工厂里就没多储备一些易损零件？”李良的眉头皱了起来。
“工厂原本是储备了几套备用零件，但操作机器的工人接连出错，违规运行，导致设备坏了好几次，备件都用完了……”那官员小心地回道。
“老孙这个厂长当的，我看是很不称职呀。”李良摇摇头，“工人上岗前都不做专门培训吗？机器坏了就等着山那边运零件，一个月两个月地耗着，这工厂还怎么开？”
“……”那官员聂聂不敢接话。
话说回来，锦川城里的这些大大小小的工厂作坊，哪有几个真正的专业技术人员？
所谓的“工人”，大多是从移民中临时招募的农民、手工业者，甚至还有几个是以前在码头扛包的苦力。
他们对蒸汽机、传动轴、齿轮泵这些“高级”玩意儿一窍不通，操作全凭感觉，出了问题就瞎捅咕，捅咕不好就撂挑子。
而且，费尽力气从新华湾引进的机器也大多是一些技术落后，或者设备陈旧的机器，出故障是常有的事。
即便是少数几台新机器，但通过船只转马车，马车转骡马，骡马又转船只，甚至还会经历肩扛手抬的方式，穿越山岭崎岖的东昆仑山，一路磕磕碰碰，等运到锦川城时，也多半变成了一台半新不旧的“伤残设备”。
交通，是山东地区拓殖发展最大的障碍。
从新华湾到锦川，直线距离不过六百余公里。
但东昆仑山的绵延险峻，加上无数深切的河谷，让这条补给线成了东拓司的咽喉命脉。
唯一的通道是沿着几条勉强可通航的河流，配合着能通行马车的曲折谷道。
平日里，一支支驮队和牛车在这条路上艰难跋涉，将沿海生产的铁器、五金、机械、武器、布匹、药品，以及分配而来的移民运进内陆，再把毛皮、新洲参运出去。
遇上雨天，道路泥泞难行，车辆经常陷进泥坑里，要费半天劲才能拉出来。
遇上道路，就得绕路，一绕就是几十里。
一到冬天，就要面临大雪封山，这条路便彻底断绝。
开春融雪时，河谷泛滥，泥石流频发，同样无法通行。
掐指一算，每年至少有五六个月的时间，山东地区与新华湾本部处于交通中断的状态。
这意味着，东拓司在某种程度上必须具备一定的自我造血机能，要能在与本部隔绝的半年里独立运转。
而要做到这一点，光靠几座粮食加工坊和酿酒坊远远不够。
“交通部那边，铁路的事有消息吗？”李良边走边问。
谢广义摇头：“还是老样子。他们派了两批勘测队进山，报告写了厚厚几摞，结论就一句话：以目前的技术水平，短期内无法实现铁路通达内陆。”
“别说铁路了，就是想将那条四百多公里的穿山小道加以平整扩宽，都需要三五年时间才能完成。沿途的桥梁、涵洞、护坡，一样一样算下来，光是石料就要几十万方，人力更是好几万。”
“三五年……”李良苦笑，抬头望了一眼西边天际隐约可见的雪峰，“我们可等不了那么久。”
两人走到城东的招待所时，一队车马正好从远处驶来。
打头的是几辆四轮马车，车上插着新华重工集团的蓝色旗帜，在晨风中猎猎作响。
后面跟着三辆满载货物的平板大车，用油布严密遮盖着。
马车在招待所门口停稳，车夫跳下来，麻利地放下踏板。
一名四十来岁的中年人掀开帘子，探出头来。
他穿着深蓝色的工装外套，领口别着一枚铜质徽章，上面刻着“分州煤化厂”的字样。
“他们倒是来得早，怕是连夜在赶路。”李良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谢广义连忙上前几步，走到那些陆续下了车的人群前，低声说了几句。
那为首的中年人抬头望向李良，慌忙快步走到近前，深深一揖：“周明德见过专员！你这亲自迎候，可是折煞我等了。”
李良笑着扶住他的手臂：“周厂长原道而来，作为地主，自当要来亲迎。一路辛苦了，从新华弯过来，少说也走二十天吧？”
“二十一天。”周明德直起身，恭敬地回道，“路上着实不好走，在几处驿站陆续歇了两三天。过山口时又遇上了一场大雨，耽搁了三天。这路啊……”
他摇摇头，没有说下去。
李良会意地笑了笑，侧身做了个请的手势：“周厂长，里面请。招待所已经备好了热水和饭食，先歇一歇，我们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