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公司所有生意中，最核心、也是利润最丰厚的，当属黄金。
在凛州南部的群山之中，地质勘探队发现了规模惊人的金矿脉。
北方贸易公司与财政部贵金属管理司早在十余年前便成立合资矿产公司，共同开发和采掘黄金。
公司普遍采用这个时代最“先进”也最残酷的方法-水力采矿法。
即在矿山高处修建拦河水坝，冬季蓄水，夏季开闸，高压水龙强烈冲击山体，松软的砂土被冲入溜槽，采矿工人便在槽中仔细回收金沙。
这种方法效率极高，但对地方环境破坏极大，多年下来，一座又一座山谷被激流冲刷得面目全非。
矿工主要是移民劳工和“征雇”的土人，他们在严密武装守卫下，他们每天工作十余个小时，在冰冷刺骨的水中淘洗砂金。
经过初炼的金锭是不进入普通贸易渠道，而是由财政部特派的武装押运船直接运回始兴，存入国家金库。
这些黄金是新华银元发行的储备，是偿付内外债务的硬通货，也是海外套汇获利的重要支付手段。
公司从不公布具体产量，但内部消息称，仅遂平（今安克雷奇）、高平（今朱诺）两处金矿，年产量就达十五万两。
按大明的金银比价，价值超过一百五十万两白银。
这是北方贸易公司真正的命脉，也是它得到政府全力支持、垄断北方贸易的根本原因。
每一两黄金，都沾着冰原的寒冷、矿工的健康和生命，以及这个国家狂奔向前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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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公司的账目之外，还有一项鲜少公开讨论的业务。”
11月2日，当“北运-6号”机帆船驶入公司总部驻地高平堡码头时，遇到一艘将要返回新华弯的商船。
一群裹着皮袍、棉袄的土著原住民正在船员的组织下，依次登船。
他们有的背着简陋的包袱，有的两手空空，脸上没有什么表情，既不悲伤也不兴奋，只是沉默地、顺从地走上跳板，走进船舱。
船员们像驱赶牲口一样催促着他们，偶尔推搡一把，用简单的土语吼几句。
杨宗正扒在船舷，好奇地询问这些人的去处。
冯寄怀瞥了他们一眼，脸上露出古怪的表情，嘴里低声说道：“这些人，就是公司‘征募’的契约工，也就是那种特殊的业务。”
“契约工？”杨宗正咀嚼着这个词，“他们也是像我们一样，被公司招募的吗？那这些人准备送往哪里？”
“呵。”冯寄怀闻言，不由嗤笑了一声，“他们怎么能跟我们相比？我们是伙计，是雇员，签的是劳务合同，干满年限拿了钱就走人。”
“这些土人签的是‘劳务契约’。说白了，就是把自己卖给了公司，四到六年。这段时间，他们没有人身自由，不能离开工作地点，不能拒绝工作安排。”
他目光追随着那群土人，看着他们一个一个消失在船舱的黑暗中：“这些人呀，大多数都是送往新华弯本部那些矿场、伐木场，或者筑路队，从事最为艰苦，也是最为危险的工作。”
“哦。”杨宗正点点头，“那他们薪酬高吗？”
“薪酬？”冯寄怀摇摇头，嘴角露出一丝嘲讽，“他们在签订‘契约工’的时候，就已经欠了公司一大笔钱。在服务期内，他们只能获得极少的报酬，管吃管住，再给几个零花钱，一个月大概也就块把钱。”
“不过，到最后他们是否能拿得到，可就要看他们得造化了。”
“啊，啥意思？”杨宗正不解地看着他。
“公司的一些事情，不能细说。你以后待久了，慢慢就会知道的。”冯寄怀明显不愿多说，只是摇了摇头，转身走向船舱。
杨宗正一个人站在船舷边，望着那群正在登船的土人，心里忽然生出一种莫名的不安。
在北方广袤的沿海和诸多岛屿上，散布着数以百计的原住民部落。
这些部落人口从几十到数百不等，大多处于石器时代晚期，以渔猎、采集为生。
他们与世隔绝，有自己的语言、信仰、社会结构，但也脆弱，一场寒冬、一次雪灾、一场瘟疫，就可能让整个部落濒临绝境。
北方贸易公司的代理人，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
他们乘坐小型帆船或划艇，带着粮食、毛毯、铁锅、刀具、镜子、玻璃珠、还有最重要的商品--烈酒，来到部落的聚居地。
他们会说几句简单的土语，或者带着通译。
当某些部落陷入饥荒，或者首领想要更多的铁器、更多的酒时，代理人会提出“预支”货物。
部落不需要立即支付皮毛或矿产，只需要签订一份“契约”，承诺在未来三到五年内，提供一定数量的青壮年男女，为公司工作，以“偿还”债务。
工作期间，公司会“慷慨地”为所有“契约工”提供食宿和零用钱，期限届满，给予“安家费”并恢复自由。
契约是用汉字写的，酋长按手印。
有时候，连手印都不需要，口头承诺就算数。
在土人的观念里，承诺是神圣的，但他们不理解“契约”的法律含义，更不理解“契约期限”在新华的矿山、林场意味着什么。
这些“契约劳工”被集中到遂平堡、利津堡、北川堡等据点，然后装上运输船，或者送往公司几个黄金矿场，或者运往新华湾地区的金矿、煤矿、铁矿、伐木场，被分配到各个工地。
在那里，他们从事着最危险、最繁重的工作。
矿井塌方、爆破事故、坠落的木材、失控的机械，时刻威胁生命。
监工的皮鞭、工头的棍棒，是日常待遇。
食物粗糙，住所简陋，医疗几乎为零。
肺炎、痢疾、坏血病、汞中毒（炼金用汞）、硅肺病（采矿吸入粉尘），是常见死因。
试图逃跑的，被抓回后公开鞭打，以儆效尤。
公司内部文件将这项业务委婉地称为“人力资源引进”或“劳务合作”，其产生的“贸易利润”难以精确统计。
因为很多成本被计入其他项目，很多收入也以其他类目入账。
但知情者估计，仅“契约工”的买卖和他们的劳动产出，每年为公司带来不低于十万银元的净利。
这是北方贸易最阴暗的一面，是公司扩张最迅速的“资源”支撑，也是这个国家工业化进程中，被刻意掩盖的代价。
每一根运回南方的红柏木，可能浸透着某个契约伐木工的血。
每一两黄金，可能沾着某个契约矿工的命。
每一桶烛鱼油，可能映照着某个契约渔工麻木的脸。
而像杨宗正这样的普通年轻人，怀揣着改变命运的梦想来到北方。
他们以为自己将是勇敢的拓荒者，是勤劳的劳动者，是改变家庭命运的顶梁柱。
他们不知道，自己将成为这个庞大机器的一部分，在不知不觉中，参与一场对北方冰原的掠夺，也参与一个国家对广袤领土的征服，更参与了一个时代黑暗面的构建。
“北运-6号”缓缓靠上码头。
跳板放下，船员和乘客开始下船。
码头上，公司的职员在点名，分配临时住处。
杨宗正提起行李，踏上跳板。
登上码头后，他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海面，那艘转运“契约工”的船早已不见踪影，仿佛从未存在过。
他深吸一口气，然后转身，朝高平堡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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