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二十二（1654年9月2日），广州城南，濠畔街。
“得月楼”二楼的雅间里，窗扉半开，初秋的江风带着咸腥的水汽涌入，将帷布吹得微微翻动。
窗外，珠江上百舸争流，数十艘挂着各色旗帜的船舶正在码头装卸货物，力夫的号子声、商贩的叫卖声、船工的吆喝声混作一片，织就了这座港口城市独有的喧哗。
雅间内，四名衣着考究的男子围坐在一张酸枝木圆桌旁。
桌上摆着几碟时鲜果品、一壶陈年花雕，但酒菜几乎未动。
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名精瘦中年人身上。
“诸位，听说了吗？”说话的是“广利昌”商行的东家林文焕，将杯中残酒一饮而尽，目光在其余三人脸上扫过：“市舶衙门准备要将水饷的‘丈抽制’改为‘从价制’了。”
“衙门的师爷昨日私下透露，新章程已拟成文稿，不日就要张贴告示。此举一来，必然会提高我等船舶入港的市舶税额度。”
“我那艘‘福运号’，载重一千二百料，以往按梁头丈尺，水饷不过一百五十两。若改从价，单是上月从吕宋运回的那批苏木、稻米、胡椒，货值就逾两万两。”
“按拟议中的‘值百抽四’计，仅是水饷便要八百两，多出了五倍之多！就这，还没算陆饷呢！”
雅座里静了一瞬。
“啪”的一声，坐在西侧的王守业将酒杯重重搁在桌上，酒水溅了出来。
这位是潮州王氏商行的少东家，年不过三十，性子急些：“林兄这消息可确实？若是改了从价税，我那几船暹罗米怕是利润要折两成多！”
“王贤弟稍安。”坐在林文焕对面的陈文甫摆摆手。
他是这里年纪最长的，已年过四旬，做海贸生意二十余年，在广东、福建沿海都有产业，为人老成持重。
他捋了捋颌下的短须，慢条斯理地说：“此事，我在去年就有所耳闻。当时市舶提举司的刘主事曾私下问过我对新税法的看法，那是在醉仙楼，他喝了半壶酒后随口提的。如今看来，这风声是要落地了。”
“朝廷这是要做什么？”坐在窗边的赵元培皱眉道。
他是徽商出身，祖籍歙县，但在广州经营丝绸出口已二十余年，说话还带着些徽州口音：“这些年随着海贸的兴起，市舶税年年看涨，从崇祯初年的一船不过四五十两，到如今大船要一百多两。再改从价，岂不是要从我们身上再刮几层皮？”
陈文甫笑了笑，低声说道：“多折点利润、少赚点银子是真的，但要说刮几层皮，怕是有些夸张了。我听市舶衙门里说，这进出抽税的方式，还是从新洲那边学来的。”
“新洲？”王守业一愣。
“正是。”陈文甫点头，手指轻轻叩着桌面，“前些年，就有宣慰新洲的官员上书朝廷，言及新洲藩国每年海关市舶岁入一百多万两白银，是其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柱之一。”
“而且，新洲开放所有市舶港口，允任意船只出入往来，抽税方式就不以船只大小为准，而是以所载货物价格为征税依据。”
“诸位且思之，新洲人口不过百余万，不及广东一省，但市舶岁入却如此之多。朝廷闻知后，自然心动，想要效仿，以补国库空虚。”
林文焕闻言，不由苦笑连连：“这新洲人也真是，自己赚钱就是了，何必把法子传到大明这边来？这不是从我等荷包里硬掏银子么？若是没他们，那有此等烦心事。”
“此言差矣。”陈文甫摇头，“若无新洲人，何来我等今日的生意？”
这话让在座几人都沉默了。
窗外，珠江上往来船舶，如过江之鲫。
除了传统的广船、福船、沙船，还能看到那些造型奇特的新洲船只：船体更长，桅杆更高，有些甚至冒着黑烟，不用风帆也能逆流而上。
码头上，苦力们光着膀子，正从一艘艘新洲大船上卸货，那些船吃水极深，显然载满了货物。
陈文甫望着窗外，缓缓说道：“诸位可还记得，崇祯初年时，咱们广州港是什么光景？”
“怎会不记得。”赵元培接口道，眼神有些恍惚，“那时节，从外洋来的夷人船舶，一年到头不过八九艘，这还算上濠镜的葡萄牙船。”
“整个广州港，一年的进出银子，也不过一百二十多万两。市舶税？呵，一年能收万把两银子就顶天了。”
“是啊。”林文焕也感慨，“那时节，跑一趟倭国，能赚对半利，可风险也大。倭寇虽不比嘉靖年间猖獗，可海上风浪、海盗劫掠，哪一样不是要命的？我父亲那辈，十条船出海，能回来七条就算妈祖、海神保佑了。”
“可自打新洲人来了，一切都不一样了。”陈文甫接着说，声音里带着一种复杂的情绪，“崇祯十年，仅新洲船就来了三五十艘。”
“虽然里头大半是移民船，可每船总要带些货。那一年，广州港的进出银子就突破了三百万两。”
王守业年轻，对这些十数年前的掌故不如老一辈清楚，听得入神：“那现在呢？”
“现在？”陈文甫笑了，伸手指了指窗外码头的方向，“光是新洲各藩的船，吕宋的、北赢的、婆罗洲的，还有新洲本土的，每年就有七八十艘。”
“再加上葡萄牙人、荷兰人、马来人，还有偶尔来的英格兰人，广州港一年进出的外洋船，少说一百艘。进出银子？我估摸着应是……有这个数。”
他伸出右手，拇指和食指张开，比了个“八”字。
“八百万两？”王守业怔住了，“广州港有这么多？”。
“只多不少。”陈文甫收回手，端起茶杯抿了一口，润了润嗓子，“所以这些年，市舶税才能从崇祯初年的一万多两银子，涨到现在的五十多万两。”
“我估摸着，全国所有市舶港口加一起，市舶岁入得有一百四十万两以上。这个数，搁二十年前，谁敢想？”
赵元培点点头：“也是！这些年朝廷要平流寇，要募新军，要恢复北方被战火蹂躏的民生，还要维持辽东的防务，都需要银子。”
“田赋、商税、盐课，还有那‘三饷’，早就征到不能再征了。民间老百姓的油水，也早就榨干了。现如今，唯有这市舶税，连年看涨，成了朝廷最大的进项之一。”
“朝廷要改市舶征收方式，想要多收些银子，也是……也是情理之中。”
“情理之中？”王守业年轻气盛，忍不住反驳，“赵兄，朝廷这些年从海贸里收的税还少吗？光是广州一港，就从一万涨到五十多万，涨了五十几倍！”
“如今还要改模式，再加征，这是杀鸡取卵！若是把我们这些商人都逼得做不下去，谁还来跑海？”
“到时候，船不出海，货不流通，码头上的力夫吃什么？造船的工匠喝什么？客栈、酒楼、牙行、工坊，这一整条链子上的人，全都得喝西北风！”
“哼，逼死了我们，到时候，朝廷一厘税都收不到！”
“守业慎言。”陈文甫低声呵斥，眼睛警惕地扫了扫雅座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