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5年2月3日，晨。
浙东外海，双屿港。
位于港区东侧的行政管理大楼二层会议室内，正在进行一场关于江南局势走向的评估会议，为新华下一步应对措施提供战略方向。
一张巨大的椭圆形会议桌占据中央，桌边围坐着七个人，随着会议的讨论深入，尽显沉重之色。
坐在上首主位的，正是刚从松江府返回的新华驻大明全权总代表，廖猛。
他双手交叉放在桌面上，目光低垂，看着面前摊开的一份厚厚的情报汇总册。
左手边第一位，是新华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海军上校孙定远，穿着一丝不苟的藏青色海军将校服，腰背笔挺，目光大多时间平视前方墙壁的地图，唯有当听到关键处，眼神才会扫过手边的几份情报资料，眉头也不易察觉地蹙起目。
孙定远旁边，是新华陆军驻双屿港第七混成营营长，中校赵恒，典型的职业军人，身材魁梧，整个人透着一股行伍杀气。
廖猛右手边，依次是双屿港负责人、高级政务专员邓昂，移民部驻大明事务专员晏行川，以及华夏贸易公司大明分部高级经理程弘毅。
此刻，正发言的是情报总局驻大明负责人，丁奉国。
他用不带太多感情色彩的语调，刚刚结束了对大西军兵力和装备情况的陈述，翻过几页资料，开始阐述情报总局对江南局势的深层分析。
“……综上所述，江南地区，自大明永乐北迁、倭寇渐平之后，承平日久，已逾两百年。表面看，歌舞升平，财富甲于天下。”
“但在这表面的繁华之下，社会矛盾之深、对立之激烈、情势之复杂，远超北方历经战乱洗牌后的地区。”
“过去十几年，尽管中原、西北流民暴乱愈发炽烈，却始终未能波及江南地区，这给了大明朝廷和江南士绅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也使得内部矛盾在高压下不断累积，却未曾得到一丝释放。”
他低头看了几眼情报资料，继续道：“除了常规的土地兼并、赋税不均、吏治腐败等顽疾，在江南，还有一种更加尖锐、更加普遍、而且随时可能引爆的冲突形态--奴变。”
说着，他从资料下层抽出几页，开始列举：“崇祯十七年四月，上海县宝山，奴仆聚众五百余，焚掠主家，索契焚券。六月，上海浦东、南翔，祝姓大族被奴仆杀死七人，数十士绅家宅被焚掠。”
“崇祯十八年三月，镇江府金坛，奴仆沈绍本、岳文芳，秘密结社‘削鼻班’（金坛土话‘婢’、‘鼻’同音，意为削去奴婢身份），聚众数千，密谋占城焚契，事泄被地方官府镇压。”
“同年六月，应天府溧阳，‘削鼻班’再起，聚众千余，于城隍庙举旗，绑缚士绅，索契焚券，杀主掠财，震动南直隶。”
“七月十五，中元节，常州府江阴南旸岐村，徐氏大族（即徐霞客家族）奴仆周阿大等，纠合佃农奴仆百余，趁夜起事，纵火焚宅，杀家主徐屺（徐霞客长子）等二十一口，几近灭门，洗掠家财，焚毁卖身契。”
“崇祯二十二年，常州府宜兴，奴仆潘茂、潘珍为首，联合佃仆、流民，组建武装队伍，自称大元帅，设‘五虎参谋’，聚众两千，据村寨抗官。地方卫所前往剿捕，居然被击败一次，后来调集了三个卫所的兵力才将其扑灭。。”
“崇祯二十四年，南直隶徽州黟县、休宁，奴仆聚众千余，索契焚券，杀主抗绅，高呼‘奈何以奴呼我’，占据祠堂、粮仓，与地方大族武装激战，后遭官军扑杀。”
“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崇祯二十五年，江西永新奴变。此次聚众五千余，操戈索契，喊出‘铲主仆、平贵贱’口号，一度占据县城，是江南历年来奴变之最。江西巡抚调集了三千余官兵才将之镇压下去，事后斩杀五百余人，流放者数以千计。”
丁奉国合上情报册，抬起眼，目光扫过在座诸人，语气变得凝重：“这些，还只是我们情报网络有明确记录、规模较大且影响较广的事例。”
“那些小规模的、局部的、尚未爆发即被扑灭的奴仆、佃农反抗，几乎年年、月月都在江南各地上演，难以尽数。”
“因此，我们情报分局研判认为，李定国所率大西军，此次能如入无人之境，迅速攻掠江南，其背后，绝非单纯的军事冒险或运气。”
“江南社会早已是一座遍布干柴的破屋，大西军提出的‘杀官绅、削奴籍、分田产、免纳征’口号，以及他们攻城后立即开仓放粮、焚烧契约、均分浮财的实际行动，就像一根燃烧的火把，精准地投向了这座干柴堆。”
“在江南，有数以十万计、甚至百万计的世袭奴仆、佃农、失地流民，以及被沉重赋税压得喘不过气的自耕农。
“他们的人身被束缚，财产被剥夺，尊严被践踏，生活在绝望的边缘。大西军的到来和他们标榜的‘新政’，对这些人而言，不是灾难，是解放的希望，是翻身的机会。”
“他们不仅不会响应地方官府加以抵抗，反而会箪食壶浆以迎，甚至主动加入，成为大西军兵员和带路者，滚雪球般壮大其力量。”
“这就是李定国部能在短时间内，从贵州出来的数千人部队，迅速膨胀到如今十余万之众的最根本的社会基础。”
丁奉国说完，缓缓坐下。
会议室内陷入短暂的沉默。
廖猛他的脸上，也浮现出一种极其复杂的表情，有恍然，有震撼，有难以言喻的感慨，甚至……有一丝深层的共鸣。
这是一场触及生产资料所有制和人身依附关系根本的革命的前奏。
更是能点燃无数被压迫者心中积郁了数代人之久怒火的致命火星。
丁奉国对廖猛话语微微点头：“总代表所言，一针见血。”
“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数据，江南苏、松、常、镇、杭、嘉、湖及徽州等地，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的耕地，集中在不到总人口百分之五的官僚、士绅、大地主手中。”
“而人数众多的佃农、奴仆，几乎没有任何土地，人身依附性极强，在官绅眼中，是真正意义上的‘会说话的牲口’，可以被随意买卖、赠送、甚至虐杀，法律地位近乎于无。”
“更严峻的是，”丁奉国语气加重，“作为大明财政命脉，江南承担了全国大半的赋税。但士绅阶层利用优免特权、投献、诡寄等手段，将大部分税负转嫁给底层自耕农和佃户。”
“朝廷越是加征税赋，底层负担越重，士绅却往往能置身事外甚至趁机兼并更多土地。此消彼长，矛盾日益激化。”
“此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新因素。”他嘴角露出一丝苦笑，“由于我新华与大明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江南的手工工场近年来急剧膨胀。”
“茶叶加工、棉纺织、丝织、成衣制造（为新华移民订单服务）、以及蔗糖、陶瓷、印刷、漆器、竹木器等行业，催生了数量庞大的手工业雇工群体。”
“他们集中在苏州、松江、杭州、景德镇等地，工作条件恶劣，薪酬微薄，还受到工场主的残酷剥削。”
“这批人，身处府县州城，有一定组织性，见识较广，不满现状，同样是潜在的不稳定因素。李定国的大西军若攻占这些手工业发达的城市，很可能也会得到此类人群的响应。”
会议室里再次一片沉寂，只有油灯燃烧时发出的轻微“嘶嘶”声。
这些情报资料剥开了江南繁华锦绣的外衣，露出了下面脓血交织、一触即溃的残酷真相。
李定国所率领地大西军，不是简单的“流寇”，他们为了裹挟更多青壮流民，歪打正着，或者恰好利用了江南社会最深层、最尖锐的矛盾，扮演了“解放者”或“革命者”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