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圣彼得堡。
在亚历山大二世统治的最后两年里，一份洛里斯-梅利科夫改革方案反复出现在他的御案上。
内务大臣洛里斯-梅利科夫伯爵拟定的这份文件，核心内容是在现有国家机构之外设立咨询性的代表委员会，从各省地方自治局和城市杜马中选出少量代表，赋予他们有限的咨询权，使其得以参与立法机构的审议过程。
立法的最终倡议权和决定权仍然牢牢握在君主手中。这算不上任何意义上的宪法，但在圣彼得堡的政治空气里，它被普遍理解为一个信号，一次朝着立宪君主制方向的试探。
沙皇犹豫了很久。
直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炸弹炸死的那天之前，他都还是没有签署，这个时空，俄国比之前强大，但同时，贵族的力量也更强，保守力量在君士坦丁堡回归之后，一方面对他歌功颂德，一方面也更反对这份方案
一切都似乎结束了。
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在登基后的最初几个月里，保留了父亲的大部分内阁成员。
洛里斯-梅利科夫仍然坐在内务大臣的位置上，陆军大臣米柳京伯爵仍然主管军务。
这种安排像是一种过渡期的惯性。亚历山大三世需要时间来巩固权力，在此之前，剧烈的人事变动只会制造不必要的混乱。
洛里斯-梅利科夫每隔数日便会求见新沙皇，汇报内务部的日常事务之余，总会试探性地将话题引向那份方案。
亚历山大三世从不当面拒绝，也从不表示赞同。他只是听着，偶尔点头，问几个问题，然后说“我会考虑”。这种态度被梅利科夫解读为谨慎而非敌意。
十一月的一个傍晚，梅利科夫在外交部的一次私人晚宴上遇到了退休不久的戈尔恰科夫亲王。
“也许我们都错怪陛下了，”梅利科夫说，“他对改革只是一种谨慎的态度，而不是敌视。我见了他这么多次，他从来没有说过一个'不'字。“
戈尔恰科夫用那种老年人特有的浑浊目光看了他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话。梅利科夫没有听清，请他重复。老亲王摆了摆手，端起了酒杯。
这段对话后来被梅利科夫的副官尼古拉·卡汉诺夫记录在私人日记中。卡汉诺夫在旁注里加了一句自己的评论：“伯爵似乎忘记了，沉默本身就是一种回答。”
1882年1月1日。新年。
圣彼得堡郊外，加特契纳以南约十二俄里处的旷野上，陆军大臣米柳京伯爵亲自组织了一场大规模遭遇战演习。
参演部队为近卫军第二步兵师和第一军第三步兵师的各两个团，兵力合计约九千人。
按照想定，红军自南向北发起进攻，夺取蓝军据守的三个村庄阵地。蓝军则依托预设工事进行防御，待红军攻势顿挫后实施反击。
一个陆军大臣亲自去组织一场师级规模的对抗演习，这在程序上是不正常的。
正常情况下，这是军区司令官或参谋本部的事务。但命令来自沙皇本人。
亚历山大三世要亲眼看看父亲二十年军事改革的成果。米柳京不得不照办，同时心里清楚，这场演习的结果无论好坏，都可能成为某些人手里的武器。
上午九时，沙皇一行人抵达设在一处小丘上的观看台。木制的观看台两天前才搭好，刷了黑漆，台阶上还铺了红毯。亚历山大三世坐在中间的位置上，身旁是内务大臣洛里斯-梅利科夫、彼得·万诺夫斯基将军、几位侍从武官。再后面站着一排参谋军官，手里攥着笔记本，等着记录一切。
梅利科夫裹着一件毛皮大衣，不时跺脚。沙皇没穿大衣，只有一件军大氅，看上去毫不在意。他从侍从武官手中接过一架望远镜，举起来对准了南面的旷野。
九时三十分，红军发起进攻。
第一个出问题的是红军前卫营。按照计划，第三步兵师十一团第二营应当沿着东侧的树林边缘展开散兵线，向蓝军右翼阵地前方的假人靶标区域推进，在四百步距离上实施第一轮齐射。
营长伊万·谢尔巴科夫上校带着四个连从出发阵地出发，前两个连顺利地进入了树林边缘，但第三连在经过一段低洼冰面时，连长费奥多尔·日丹诺夫上尉大概是看错了地图标记，带着全连向西偏移了将近三百步，直接撞进了第四连的推进路线里。两个连在树林入口处挤成一团，士兵们互相推搡，有人骂娘，有人摔倒在冰面上。
军号手拼命吹集合号，但在混乱中没几个人理会。
观看台上，一个年轻的参谋中尉小声说了一句什么。旁边的上校用胳膊肘撞了他一下。沙皇面无表情地继续举着望远镜。
十五分钟后，谢尔巴科夫上校总算把队伍理顺了，第二营展开散兵线开始向假人靶标区域推进。
四百步距离上，第一排齐射打出去了。等到前排的硝烟散去，参谋军官们用望远镜仔细观察靶标区域的情况。
场地上竖着一百二十个稻草假人，穿着蓝色旧军服，代表蓝军据守的前沿散兵。第一轮齐射之后，被打倒的假人是四个。四个，一百二十分之四。有一些假人身上可以看到弹孔，但没有倒下去，因为固定它们的木桩太粗了。但即便把这些也算上，命中率也不会超过十比一百。
沙皇放下望远镜，看了米柳京一眼。米柳京低着头，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
红军的进攻继续推进。
按照想定，前卫营压制住蓝军前沿之后，后续的主力两个团应当从中路和东路同时展开，形成两个攻击波次，在炮兵支援下突破蓝军主阵地。负责中路的是十一团主力，由团长格奥尔基·普列夫上校指挥；负责东路的是十二团，团长是亚历山大·库罗帕特金上校，一个在对土耳其战争中受过勋的老军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