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天宇的提议，佩莱哈克马上会意。
他脸上浮现出笑容，用赞赏的语气说道：
“确实，我们非常有必要为‘佩刀二’找一条最正确的道路。”
共识的达成，让后续的技术细节讨论变得异常顺畅。
格鲁曼的工程师们不再执着于对FTA-3进行脱胎换骨的魔改，而是与华南公司的团队一起，围绕着“最低成本、最高效费比”的原则，迅速勾勒出了一个精巧而务实的改造方案。
“关于气动布局……”
格鲁曼年轻但才华横溢的工程师艾瑞克，在设计图板上用笔画出了一个简洁的示意图。
“我们完全同意你们的提议。
在机翼前缘增加一对小尺寸、固定式的扰流小翼，形成三翼面布局。
这对小翼将利用与主翼的近距耦合效应，在特定攻角下产生有利涡流，有效改善飞机的升力特性和跨音速机动性。”
华南飞机股份公司的气动专家宋千里点头补充道：
“最关键的是，这对小翼的安装点可以精确计算，使其在调节全机焦点的同时，几乎不需要对机身内部结构进行大的改动。
我们只需要在对应的加强框位置增加连接结构，这部分增重完全在可控范围内。
这个改进方案类似于从歼八到歼十的改动，我们在这方面非常有经验。”
佩莱哈克对这个方案非常满意，因为它可以用最小的代价，解决飞机换装F404发动机后可能带来的重心与焦点不匹配问题，这正是工程智慧的体现。
接着，话题转向了格鲁曼的强项，制造工艺上面。
格鲁曼的技术副总裁汤普森，指着图纸上的细节说道：
“为了最大程度地发挥F404发动机的潜力，我们建议将原先FTA-3的部分承力结构，更换为钛合金部件。
这不仅能大幅减轻结构重量，还能显著提升机体寿命和抗疲劳性。
同时，进气道唇口需要根据F404的进气流量进行重新优化，这部分我们将提供完整的制造工艺和数据支持。”
这些提议，正是华南飞机股份公司梦寐以求的。
虽然国内在钛合金研究上已经起步，但成熟的加工和应用工艺，正是需要向西方学习的短板。
然而，最大的惊喜来自于佩莱哈克本人。
当陆小鹏提出，如此复杂的跨国研发，如果两地团队频繁往返，沟通成本和时间延误将是巨大挑战时，佩莱哈克出人意料地做出了一个决定。
“陆总师，你的顾虑很有道理。”
佩莱哈克想起上次去华南飞机股份公司参观时，看到过的设计中心，以及设计中心里上百台的计算机终端，眼中闪烁着异样的光芒。
“为了这个项目，我们愿意做出一些改变。
在参观了贵公司的‘天工’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后，我们认为，将核心研发团队集中在华南，是最高效的选择。”
在确定要把研发成本给打下来后，佩莱哈克变得现实多了。
当然他同意把研发放在华南飞机股份公司，也有了解“天工”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的意思在里面。
如果这套系统真的好用，格鲁曼公司也不排除引进一套的可能。
这个决定让在场的中方人员都感到了震惊和难以置信。
这意味着，格鲁曼愿意暂时放下世界顶级航空巨头的身段，将自己最核心的工程师派到华夏，与中方团队在一个屋檐下共同工作。
这不仅是对华南飞机股份公司技术实力的认可，更是对“天工系统”革命性效率的折服。
佩莱哈克话锋一转，补充道：
“当然，我们会在华南的厂区内设立一个独立的工作区，所有涉及美方核心技术的数据处理和调试，都将在我们的监控下进行。
这是为了遵守美国的出口管制法案。”
陈天宇对此表示理解，这本就是他之前提出的方案。
双方在技术层面的障碍被彻底扫清，一个华美联合、优势互补的研发团队雏形初现。
在初步的意向性协议草案上签字后，格鲁曼的团队带着满足的微笑，准备返回美国向董事会和五角大楼汇报。
但在离开前，佩莱哈克与陈天宇、贺乔羽等核心人员进行了一次闭门会议。
会议的议题只有一个，就是如何说服最大的“客户”巴基斯坦，接受这个务实的低成本方案。
佩莱哈克点燃一支雪茄，烟雾缭绕中，他的眼神变得深邃。
“我们要是直接把这个‘经济适用’方案推给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可未必会满意。
他们可能会认为我们在敷衍他。”
陈天宇平静地接口道：
“所以，我们不能只给他一个选择。
我们要给他两个，一个看起来很美，但贵得让他无法承受。
另一个，才是我们真正想让他选的。”
一场针对巴基斯坦的“阳谋”就此展开。
双方商定，格鲁曼将正式向巴方提交两个方案。
A方案，即“旗舰方案”。
这个方案将由格鲁曼在美国长岛的总部主导研发，对FTA-3进行全面升级，包括重新设计主翼、大规模采用钛合金和复合材料、集成最顶级的航电系统。
性能指标将全面看齐F-16，但研发周期需要三年，研发费用高达4.5亿美元，单机最终售价将在1200万美元以上。
B方案，即“务实方案”。
这个方案由格鲁曼与华南飞机股份公司在华夏联合研发，采用三翼面布局和部分钛合金结构，整合F404发动机和AN/APG-67雷达。
性能将在FTA-3的基础上大幅度提升，但与F-16仍有差距。
研发周期12个月，研发费用仅需3000万美元，单机售价控制在800万美元以内。
为了让这场戏演得更逼真，双方甚至就A方案的合作细节达成了协议。
万一巴基斯坦真的“不差钱”，选择了A方案，那么华南飞机股份公司将派遣一个50人的工程师团队前往美国，参与联合研发。
作为项目关键合作方，华南公司不参与研发成本投入，也不分享最终利润。
华南公司只从巴基斯坦支付的1.5亿美元研发费用中，收取固定的10%，即1500万美元，作为技术授权和团队派遣的费用。
而作为回报，华南飞机股份公司必须在谈判中，利用与巴方的良好关系，引导巴基斯坦优先选择和格鲁曼公司合作。
这无疑是一个精妙的商业策略。
明面上给了巴基斯坦“选择权”的幻觉，但实际上，只要巴基斯坦方面务实，巨大的价格差异和时间压力，几乎注定了他们只能走向B方案。
而对于华南公司来说，无论巴方作何选择，都可以算得上稳赚不赔。
送走格鲁曼公司的代表团后，陆小鹏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感叹地说道：
“老陈，我们这次和格鲁曼达成的协议……算不算是把巴基斯坦给卖了？”
这些天来，陆小鹏全身心投入到技术方案的博弈中，为每一次技术上的胜利而振奋。
但当尘埃落定，回归到一个工程师的纯粹视角时，这种利用信息不对称和商业手腕来引导盟友选择的做法，让他心里产生了一种微妙的负罪感。
贺乔羽闻言，也沉默了下来。
作为公司的管理者，他能理解并支持陈天宇的每一个决策，因为这些决策都最大化了公司的利益。
但他同样能理解陆小鹏内心的那份纠结。
陈天宇却显得异常平静，他缓缓开口道：
“老陆，不要有心理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