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卷之余，晚上几人也会聚在一起开茶话会闲谈，不然二月天本来就黑得早，贡院里面又没什么娱乐，漫漫长夜实在是难熬。
“之前读《唐书》至德宗朝事，偶有所感。”
作为宝元元年状元出身的范镇最爱谈史，现年五十六岁的他，每晚聊天，都常常从汉讲到唐，滔滔不绝。
这是因为他年少时便从学于“平生嗜好一寓之坟史”的成都府路提刑官李定，后来在馆阁里又是专门修史书的，除了与欧阳修、宋祁共修《新唐书》，自己还修了《宋史本传》。
“景仁兄有何高见？弟等洗耳恭听。”蔡襄开玩笑道。
陆北顾倒是真坐的板正了点，想听听范镇的见解。
实际上，同为蜀人，范镇的大名他上学的时候就早有耳闻，听过这位蜀地状元的事迹......相传，当年范镇还是一介州学生的时候，便被成都知府薛奎聘至官舍为子弟讲学授课，薛奎还夸他，说范镇必然会像司马相如、陈子昂那样，一出剑门即成为表仪一代的人物。
后来果然如此，范镇赴京赶考，迅即蜚声京华，而彼时还年轻的宋庠、宋祁兄弟皆以文扬名，至观范镇文章，甚觉钦慕，自叹弗如，并与之定为布衣之交。
“建中元年，杨炎行两税法，量出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初行时，民不加赋而国用足，海内称便。”
“然不过数年，陆贽上疏言其弊：定税之初，钱轻货重，故以钱为额；今钱重货轻，而税额如故，是暗增数倍也。加之折纳、加耗、摊逃，民户虽减，税额反增，终至‘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流离转徙者十常六七’。”
别看范镇在贡院里，从来没有在明面上反对过王安石的想法。
但那只是因为范镇为人如此，其人清白坦荡、待人以诚，且恭俭慎默，从不随意褒贬评论他人。
但实际上，范镇的政治理念，跟司马光是高度接近的。
而且范镇跟同为宝元元年进士的司马光私交也非常好，两人从认识那天起便相处甚欢，议论如出一口，而且互相约定“生则之为作传，死则之为作铭”，堪称是异父异母的亲兄弟了。
因此，范镇的内心里，对于陆北顾的观点还稍微有些认可，但对于王安石的观点是极度不认可的。
当然，这也不代表陆北顾的观点就真的受到普遍欢迎......一方面来讲，大宋士大夫，最主流的观点其实是保守主义，也就是不要变法，更不要瞎折腾；另一方面来讲，在支持变法的士大夫群体里，王安石的观点也必定比陆北顾的观点更容易被人所拥护，原因也很简单，对于激进派来讲，相比于保守，不够激进更加可恨。
“昔年杨炎亦怀济世之志，其法非无善处。然法行既久，奸吏缘以为蠹，时移世易而不调，良法遂成苛政。德宗初年，何等锐意图治？至泾原兵变，仓皇出奔，方知天下人心，不在府库充盈，而在赋税公平。”
他顿了顿，端起茶盏，抿了一口继续道。
“我常思之，变法者，如医者开方，疾在腠理，汤熨可及，但即便方剂本对症，然患者体质有异，四时气候不同，若固执原方，不随证加减，便是扁鹊再世，亦难免误人。”
蔡襄似有所想，接口道：“景仁兄是说，法贵因时损益？”
平常的时候，蔡襄其实偏爱谈艺......书法、绘画、金石、音律，无所不通，而对于庙堂现状，谈论起来虽然也时有指摘，但却不似年少时那般激昂了。
整体来讲，蔡襄的政治理念，跟他的两位同年富弼和欧阳修是基本一致的，在早年他们都支持变法，但亲眼看到变法的实际难度后便转向了更务实的改良，也就是在现有制度上小修小补。
“然也。”范镇目光转向窗外沉沉夜色，“唐德宗初登基时，何尝不想做中兴之主？杨炎罢租庸调、行两税，亦是看准了均田崩坏、户籍流散之势，然急于求成，一味聚敛，终失民心......后来陆贽劝谏，德宗虽嘉纳，然大势已去，可见为政者若自恃良法，不察民间痛痒，待到听见‘时日曷丧’之歌，恐悔之晚矣。”
“读史明智，诚哉斯言。”
王珪只随口说了句没营养的话。
他跟王安石是同榜进士，都是庆历二年那届的，但他是榜眼而且文章写得好，所以被官家赏识，在两制体系内待了很多年，其所撰四六制诰，典雅工整、闳侈瑰丽，亦极擅应制诗，是官家最喜欢的笔杆子。
因此，王珪的仕途走得也比王安石顺得多。
嘉祐二年时，他年仅三十八岁就做到翰林学士了，彼时王安石才刚刚从常州知州的任上调回京。
那时候，王珪的级别不仅比王安石的高很多，甚至比范镇还要高，只不过这几年始终没什么进步，就被范镇给追平了。
而相比于其他人，王珪其实是那种符合刻板印象的“读书人”，即温文尔雅，擅长文章，不善言辞。
在茶话会上，他也最为谨慎，多数时候只是静静听着，偶尔才插一两句话。
嗯，在史书上王珪还有个很著名的外号，叫做“三旨相公”。
这便是指后面轮到他做宰执的时候，他只会混日子，于官家前曰“取圣旨”，曰“领圣旨”，退谓吏则曰“已得旨”，在施政方面毫无建树。
另一侧，王安石如何听不出范镇话中深意？
“景仁兄所论，固是史家常谈，然在下读《唐书》，所见略异。”
众人目光皆聚向他。
烛火在王安石深陷的眼窝里投下跳动的影子。
“德宗之失，岂在变法？恰在变法不彻、半途而废。”
范镇拈须的手停住了。
“建中之政，初行两税，确见成效。然德宗何如人？猜忌无常，用贤不终，以至于杨炎方行新法，即遭卢杞构陷赐死。此后德宗朝令夕改，既行两税，又复征杂徭；既欲理财，又纵宦官掌宫市、五坊小儿横暴街衢。此非变法之过，乃人主无定见、朝堂无正气之祸。”
王安石顿了顿，目光扫过众人：“若论聚敛，德宗后期用裴延龄辈，虚报羡余，苛敛无度，岂是杨炎初意？景仁兄引陆贽之言，然陆宣公奏议中亦明言‘法贵必行，不宜数改。改则人疑，疑则不信。’德宗之弊，正在数改其法，使民无所适从。”
蔡襄若有所思：“介甫是说法既立，当持之以恒？”
“正是。”王安石颔首，“譬如医者，见病患体虚畏苦，便减药量、改方剂，病安得愈？唐德宗若真信杨炎之法，持之以久，遇弊则调，遇难则解，何至中道崩殂？观其后宪宗朝，用两税之制而削藩镇、复河朔，乃有元和中兴——可见非两税法不善，在德宗不能用其法、不能择其人耳。”
“景仁兄以杨炎为戒，在下却以德宗为鉴，变法之难，不在法初行时之谤议，而在法既行后之动摇。今人读史，只见变法者身败名裂，便谓变法必亡，殊不知历代衰世，多因固守旧弊、惮于更张。东汉桓灵，何尝变法？唐之晚季，何尝变法？皆因循苟且，坐视疮痍日深，终至不可救药。”
陆北顾本来在众人里年纪就最轻，再加上还有两位他当年的考官在场，所以平常说话是比较谦逊的。
他这时候才说道。
“识天下积弊之深，非小修小补可救；识旧法陈腐之甚，非破旧立新不可。至于德宗之流，既无识见以判大势，又无担当以抗浮议，朝三暮四，首鼠两端，此等君主，纵不变法，亦难逃祸乱。”
“史家论政，多责变法者激进，少责守旧者迂腐。然则庆历年间，范文正公行新政，不过裁冗官、明黜陟、抑侥幸数事，便遭谤罢。若依此论，岂非天下事只宜因循，不宜有为？”
论史至此，其实五个人的观点就已经是泾渭分明了。
都已年逾五旬的范镇和蔡襄偏保守，而范镇是极端保守，蔡襄则是支持有限改良，算是极右和右；尚算年轻的王安石和陆北顾偏激进，而王安石是极端激进，陆北顾是稳健改革，算是极左和左。
至于王珪，中间派，或者叫......骑墙派。
而在座的这五个人，也基本上算是包含了大宋庙堂里所有的政治光谱了。
实际上，在眼下这个新老交替的节点，那批平均年龄接近七十岁的秉国老臣们，已经在不断凋零。
而如范镇、王珪等人这批庆历、康定、宝元年间中进士，如今五十来岁，正处于年富力强时期的大臣，即将登上权力舞台的中心。
嗯，翰林学士，按照大宋制度属于“四入头”，所以谁下一步进两府都不奇怪......所谓“四入头”是庙堂惯例的俗称，指朝廷多从三司使、翰林学士、开封知府、御史中丞这四个差遣中挑选两府相公。
而四个差遣的优先级是从前到后的。
通常来讲，三司使的级别就是比开封知府、御史中丞要高半级，所以才会经常出现由开封知府、御史中丞晋三司使。
而翰林学士作为两制体系内的顶点，级别跟三司使相仿，但因为翰林学士通常并非只有一人担任，所以在晋升两府相公时，优先级要比只有一人担任的三司使低一丢丢的。
故此三司使和翰林学士，是最有可能晋升为两府相公的，而正常情况下，晋升为参知政事的概率远比晋升为枢密副使要低。